一
「你怎麼看這部片子？」我指著手中《昆西四季：約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封面上是白髮伯格線條清晰的側臉與扭過頭來的蒂爾達・斯文頓，那個消瘦、冷傲的模特與演員，也是這部片子的導演。
「實在太難看了」，傑夫・戴爾脫口而出，「這很做作……讓人覺得難堪、尷尬」。我沒追問原因，因為我尚未看過全片，但幾分鐘的片花，讓我覺得相當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惡作劇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實。約翰・伯格是傑夫・戴爾智識上的英雄，鼓勵他踏上寫作之路。他人的詮釋總會有隔膜，雖然這詮釋來自一位與眾不同的女模特。做一個並不恰當的類比，這多少像是劉雯拍了一部關於木心的紀錄片，你問陳丹青的觀感如何。當然，丹青的回應必更開放、富有禮貌。
這個小插曲並沒緩解初見面的尷尬，在最初的五分鐘，我一直在擦汗。這與頭頂的攝影燈有關，也源自緊張，我渴慕他的寫作與生活。
傑夫・戴爾(Geoff Dyer)四年前的一個夜晚，我讀到傑夫・戴爾。我剛拿到一筆數目可觀的投資, 它給我帶來一種意外的快感，除去閱讀與寫作，我還可以成為一個創業家，沒能擁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機會開一家中國的莎士比亞書店。
可惜，這快感過於短暫。它隨即轉化成無窮無盡的焦慮，一個商業組織的所有細節問題都令我焦頭爛額，我終於意識到，就像有人天然對詞語或顏色敏感，還有人能敏銳地看到金錢的流動，我顯然看不到，還發現之前對詞語的敏感也正在丟失。很多時刻，心中亂作一團，伴隨著灼熱。
我偶然翻到《懶人瑜伽》。如今，我幾乎忘記了其內容，語調與氣氛卻縈繞腦中。那股懶散、不經意、性的氣息，還有貫穿一切的敏銳。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穿紅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練，還有巴黎那沒頭沒腦的一幕。有那麼一刻，傑夫・戴爾將我從創業焦躁中拯救出來，但很快，一種新的焦躁湧來。我覺得自己選錯了人生方向，我本該過他這樣的閒蕩生活，卻被困在花家地。
從此，傑夫・戴爾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買來了他各種版本的作品，喜歡它們排列在書架上，散落在卧室、衛生間里。他不是反覆要讀的作家，甚至我從未認真讀過，他最富盛名的爵士樂作品《然而，很美》，儘管只是薄薄的小冊子，我也沒讀完。它們像是對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提醒，這位戴爾先生自牛津畢業以來就沒做過一份正經工作，他有一種天然的「反職業」的傾向，甚至就寫作而言，都無法建立起某種連續性，剛嘗試了傳記，就跳到了小說，又是旅行與攝影寫作，然後就追憶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跳躍中，又有著顯著的連續性，那迷人的混雜性文體――描述、評論、思辨、歷史、遊記、哲學，他想起什麼，就把它拽進來。他執意於這種不可歸類，我也著迷於此。連我們的精神譜系也頗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當然還有約翰・伯格，他們都是批評眼光與個人抒情之結合，有著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衝動。
傑夫・戴爾將來北京的消息傳來時，我的好奇心被激起，與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談談拉丁區的巴黎姑娘，洛杉磯的落日，以及如何構思一本新書，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再次購買了他的作品，一套小開本精裝，適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沒時間讀它，偶爾翻開時，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厭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顯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帶我逃離，反而增加了煩躁。這些絮叨更適合出現在《衛報》、《倫敦書評》，被控制在一頁紙上，不該被延展成一本書。
或許，這緣於新的焦灼。四年過去了，我仍沒成為一個職業的閒蕩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里，為下一筆投資發愁。我憤憤不平，覺得自己本該像他一樣週遊世界，看著自己的書被翻譯成不同文字，再隨時淡淡地愛上一位陌生人。
我們沒喝成啤酒。我們在一個下午見面，而且是一個看似正經的訪問。這位文字中散漫異常的戴爾先生，堅持飲酒時間要從傍晚開始。又瘦又高的傑夫・戴爾就坐在面前，還誇讚了我的鞋子。我卻不知該說些什麼，他所有的內心活動、思想方式都在他的書中展現無遺，我還要再問他如何去寫作D・H・勞倫斯、對塔爾科斯基的視覺語言的評論，或是寫作傳統的追溯嗎？我最想和他談論女人與酒精，問問他的妻子怎樣忍受他腦子裡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實踐這些想入非非，他會有某種道德顧忌嗎？但這不是個好時機，丟掉攝像機與旁觀者的嘈雜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識地感覺，所有過分明確的問題都不該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氣氛，一種不能明確劃分的思維與審美狀態。我還有一種淺淺的自卑，我覺得缺乏他的纖細感受力，沒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對時代情緒、轉折點的提問方式，在這種纖細與模糊面前，顯得笨拙、乏味。
最終，一切還是從約翰・伯格開始，這最安全。我記得那個著名的場景，從牛津畢業不久、一心想成為作家的傑夫・戴爾，受命去採訪伯格，一位著名、獨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採訪的部分沒有太多的記憶，採訪結束后，伯格帶這個瘦長、緊張的年輕人去酒吧喝一杯，並詢問他諸多問題，一場真正的談話才算開始。伯格兩年前去世時，傑夫在《衛報》上寫下了這則短短的回憶，它擊中了我的心。在潛意識裡，我總是渴望這樣一位Mentor的出現。它是我對一個更遼闊、豐富世界的期待，或許也是我過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徵，總等待更強有力靈魂的認可。
傑夫・戴爾與約翰・伯格，攝影：Jean Mohr接下來的交談順理成章，我們都像努力配合對方的感受，分享了對Bruce Chatwin與Jan Morris的看法。但說到卡普欽斯基的名字時，我們都興奮起來。
二
我很晚才聽說卡普欽斯基。或許是在2007年他逝世后，《經濟學人》在訃告上稱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記者之一，把新聞作品帶入文學高度，為此獲得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他波蘭人的身份與文學才能都讓我產生好奇。我習慣了偉大的記者來自於英語世界，一個波蘭人如何獲得這樣的影響？我也對於記者被低估的創造力耿耿於懷，人們總把讚譽給予小說、戲劇、詩歌，習慣性地忽略報道、散文、評論。我買過他主要作品的英譯版，《皇帝》、《足球戰爭》、《帝國》、《與希羅多德去旅行》，被他的廣闊性、傳奇色彩、還有那致命的孤獨所吸引。
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從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來，他游遍一百多個國家，其中拉美、非洲、中東等地尤為特殊，他誇耀自己身經了27次革命和政變，40多次被關押，4次從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滿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於飢餓與恐懼。孤獨不僅是身體與精神上，還是一種身份上的――一個波蘭人該怎樣理解這動蕩的世界？他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他是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者，又對權力的腐化高度敏感。這些異域戲劇――很多是關於獨裁與專制的殘酷與倒台――都像是對他的祖國困境的映射。對於波蘭讀者來說，這些報道既充滿異域風情，幫助他們逃離現實的煩悶，又是對他們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轉化成思想，也可以轉化為失望和沮喪、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國開展各種娛樂遊戲活動、盛大喜慶活動和化妝舞會」、「智者就要乾脆忘掉如何思維，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當1976年的波蘭人讀到這種語句時，他們不會覺得這僅僅是埃塞爾比亞的故事，它也發生在波蘭。
卡普欽斯基處於一個曖昧的地帶中。他是官方派駐的海外記者，他需要與官方維持恰當的關係來保住這個職位。當他在這些陷於冷戰格局的地區時，他發現蘇聯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這個地區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與他的波蘭朋友不同，後者感到的是無盡壓抑與停滯。
卡普欽斯基在非洲「人克服了恐懼，感到自由。沒有這一點，是不會產生革命的。」 在《Shah of Shahs》中，卡普欽斯基寫道。他描繪的是1979年巴列維政權倒台。當團結工會運動在1980年興起時，他作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場，發現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氣氛。這個社會像是突然獲得了一種自尊。這再次印證了卡普欽斯基的長期來的觀察，突然爆發的反抗運動，從來不是關於麵包與工資，它是源於受傷的自尊。你被當權者一次次的羞辱，終有一刻這憤怒會轉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欽斯基在海外的勇敢無畏，在自己的祖國卻消失了。他寄望于波蘭政府自身改革，也擔心倘若公然與當局決裂，就會失去海外採訪的機會。他在道德選擇上曖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買到《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欽斯基正在抽煙、表情嚴肅、眼光銳利，像是老電影中的間諜――性感、神秘。
我把這本書擺在書架上，每當心情煩悶，就翻上幾頁。一般是躺在四樓辦公室的黑皮沙發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動所消耗，害怕丟失自己，恐懼精神上的封閉性。只有在陌生的環境中，我才感人生沒有虛度，也害怕那種無所附著之感，無限的自由反而變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劍橋、然後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確認，我成不了那種四海為家的作家，僅僅把歸屬感建立於文字與思想中。我需要那種緊密的小團體，它提供家庭式的親密感、行動時的力量感，當這一切具備時，我才能享受疏離、旁觀。
我還記得一個的細節。卡普欽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傳記作家描述，這些關係都是三個月模式。在這期間，卡普欽斯基浪漫、熱情、帶著迷人的神秘氣息，接著他就消失。他也必須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寫的書，要回到他的報道的現場――可能是衣索比亞、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這即興的情感，他還有位忠誠的、穩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當他在華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時，他的電話會打給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須在變化與穩固間找到某種平衡。
「他是個複雜的人，生活在一個糾纏的時代，同時處於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世界。」卡普欽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評價說。
三
傑夫・戴爾遺憾於卡普欽斯基沒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或許是非虛構作家的某種憤憤不平，只因為他書寫的是真實事件，就不如虛構出的故事嗎？「他的很多報道細節被證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來的」，傑夫・戴爾戲謔說，「那他就更該得獎了。」
與卡普欽斯基相比，傑夫・戴爾太過輕盈。他躲避危險，「如果可以選擇另一種人生，我也願意成為駐外記者。我感興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記者的聚會，當外面在鬧革命時，我們在喝酒」。
卡普欽斯基尋找歷史現場，傑夫・戴爾則抱有一種反事件姿態，那些無關緊要的細節，或許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質。他可以自辯說，這是文學的冒險，喬伊斯僅僅坐在書桌前，就可以過上充滿冒險的一生。
在這漫無目的的交談后，我獲得了某種釋然，似乎一場虛擬的關於冒險的談話，就令人滿足。我那麼渴望逃離，不過是一種孱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