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4日,隨着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里的一聲槍響,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溘然長逝,在39歲的年紀留下了未竟的事業和一身爭議。
至今,金的名字和《我有一個夢想》在許多人心中等同於整個民權運動。在學界的主流觀點中,他是一位優秀的民權運動領袖,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理論家。他的事業目標不僅僅是黑人平權的勝利,更是全人類的平等和自由,是將非暴力抗爭內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努力。
他向他的聽眾們一次次傳達愛、和平、友誼、人性和尊嚴,他反抗戰爭、反抗資本壓迫、反抗種族主義,他希望有一天,自己所珍視的價值,能跨越種族成為全人類的財富。
不過,對他的評價也有着不同的聲音。在一些人看來,他生前的形象並不是那個萬人擁戴的黑人領袖。一些美國學者指出,金在民權運動中的影響力在他死後被誇大了,他的實際作用更像是一位代言人和精神領袖。
生前
紐約布魯克林學院的簡·西奧哈里斯(Jeanne Theoharis)教授在時說:“當時的確有不少人仰慕他,但絕大多數美國人並不。”

一些民調顯示,民權運動在當時的美國並不受歡迎。1961年,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進行的發現,在華盛頓大遊行——也就是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前,僅有23%的美國人支持平權示威、22%的美國人支持反種族隔離的 “自由乘車者”活動。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民權運動“過界了”(going too far),運動參與者也“過於極端”。許多人認為它的目標有誤,還有人認為抗議者的手段不合適。當時有多達57%的美國人認為,“在午餐吧台靜坐(指1960年北卡羅來納州黑人學生的靜坐活動及後續抗議行動)、自由解放巴士以及其他黑人示威行動,對廢除南方種族隔離毫無益處”。
在這一片低迷的支持率背後,人們需要認識到,美國還是一個白人占多數的國家,而白人對民權運動以及金本人並不感冒。大多數人對種族和社會問題現狀感到滿足,他們批評、監視、妖魔化挑戰現狀的人,要把他們送進監獄。
在《選舉權法》通過一年後的1966年,僅有36%的白人認為馬丁·路德·金為民權運動做出了貢獻。總體來說,當時有72%的美國人並不喜歡金。今天,在評價馬丁·路德·金和羅莎公園的抗議者時,人們常常忽視這些人曾被批判“有違美國精神”,南方的官員、乃至聯邦政府也對他們群起而攻之。
白宮對馬丁·路德·金的態度也是反覆無常。彼時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和前總統肯尼迪的胞弟、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是金最重要的夥伴,但白宮其他高層都對金和黑人運動頗有成見,頻頻在各大媒體上指責金是“國家安全的威脅”、“極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馬丁·路德·金公開表態反對越戰後,他和主戰的約翰遜總統也撕破了臉,這讓他在華盛頓更加孤立無援。
如果說白人不喜歡馬丁·路德·金或許可以理解,那麼黑人呢?斯坦福大學馬丁·路德·金研究所歷史教授克雷伯·卡森(Clayborne Carson)認為,金在1960年代黑人運動中的影響並沒有眾人認為的那麼重大。
美國南方密西西比河流域黑人人口密集,是馬丁·路德·金的主要活動區域。在該地區的許多抗議示威活動中,充當實際領袖作用的是當地的民權運動領導人,他們認為金更大的作用是精神領袖和“門面擔當”。
金曾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擔任“蒙哥馬利進步組織(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領導人,這裡曾發生過重要的“抵制公車”反種族隔離運動。但在金開始領導該組織前,當地民權領袖就已經發動了這一運動。1960年在北卡靜坐的學生也表示,他們非常景仰馬丁·路德·金,但他們在金到來前已率先發動了靜坐。
卡森在他1987年的論文《》中說,“他們(本地領袖)有時會利用金的演講才能為大型的黑人抗議活動加分,但並不願意依賴金的出現。”
有學者認為,金在民權運動中的實際角色和他在傳記、報道中呈現的形象有出入。“金顯然不是民權運動中唯一重要的領袖,”卡森寫道,“在諸多南方的社區中存在長期的抗議運動,而金對此影響甚小。”
身後
一些研究指出,馬丁·路德·金後來被“挑選”為民權運動的代言人,是因為他主張溫和與非暴力——這讓他比相對激進的另一位民權領袖馬爾科姆·X以及學生運動中的熱血青年更得人心。
如今的美國中學歷史書把馬丁·路德·金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就和他的牧師身份有關。有歷史學者指出,金經常在他的演講中使用與《聖經》有關的隱喻和典故,這讓後來的學者在形容他時也傾向於使用如“信使”、“彌賽亞”這樣的符號性語言。
佐治亞大學的德里克·阿爾里奇(Derrick Alridge)教授在《》一文中寫道:“他(金)將彌賽亞特質和愛國主義結合,這讓有愛國情懷的美國人和佔主流的基督徒人口極有共鳴。”
卡森在研究中承認,馬丁·路德·金是地區民權運動領袖經過長期抗爭脫穎而出的絕佳案例,他也在其他廣受歡迎的草根領袖中贏得了尊敬。不過在緬懷他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各地區自發運動的影響。
當然,更多當代學者還是給予金很高的評價。“金是民權運動中的關鍵領袖,是運動的軍師和最重要的代言人,”美國塔夫茨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格雷瑟(James Glaser)對界面新聞表示,“他成功拷問了美國的良知並改變了輿論的方向,這對最終通過《選舉權法》法案至關重要。”
格雷瑟指出,雖然金在生前飽受爭議,黑人的民權運動也讓白人人心惶惶,並由此影響到對他受歡迎的程度,但他的犧牲、他正義的訴求、他對“公民不服從”的支持,以及指出美國精神與實踐之間的差別,這一切都使他的遺產意義重大。
“他是我們的英雄,他的影響遠超黑人群體之外......他應當被稱為這個國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格雷瑟說。
馬丁·路德·金生前腹背受敵,死後受到了人們的廣泛紀念。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美國的各大城市開始發生大規模黑人騷亂。
傳承
“(他的死)確實對整個運動有所衝擊。人們陷入了憤怒和絕望中。有人從此認為非暴力手段並不管用,”格雷瑟說。
在格雷瑟看來,民權運動仍然對當前美國的社會運動有着深刻的影響,也包括當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格雷瑟說,如今的民權運動者有了和1960年代完全不同的信息工具和平台,但“在這個時代,‘公民不服從’也許沒有1960年代那麼管用了。”
於2013年發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現已擴散到全美,旨在保護黑人在系統壓迫下的生命權利以及女性和性少數者的權益。
“有人認為民權運動經歷過一段停滯,之後又開始了,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與馬丁·路德·金有過私交的美國知名牧師傑西·傑克森(Jesse Jackson)在回答《衛報》有關自己是否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步調一致時說,“我們從未停止。”
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刺殺時,傑克遜年僅26歲。金死後,傑克遜接過了他的衣缽,成了金曾經領導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的新領袖之一。他至今依然活躍在民權運動領域,在各種場合為黑人權益發聲。
傑克遜在近日就校園槍擊案事件接受時說:“當佛羅里達的那些孩子被殺害了的時候,神奇的一幕發生了。他們正在遊行,主題是控制武器和加強背景核查。”
“我們有了新一代的非暴力抗爭,”現年76歲的傑克遜說,“他們來自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但他們只有一個訴求:禁止武器流通。那也是馬丁·路德·金所夢想過的。”
令人唏噓的是,很多新一代的示威者似乎並不買傑克遜的帳。他們認為他太緩慢、太溫和、在鬥爭中不夠憤怒。“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官方網站這樣形容傑克遜:“(他)顯然已經走下了名為榮譽、領袖或風潮的寶座。”
美國教會人士、傑克遜的傳記作者芭芭拉·雷諾(Barbara Reynolds)曾稱,在民權運動的傳承上,她和如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人士有“代溝”。她認為,1960年代民權主義者的策略是傳達愛與團結的信息,由此贏得尊重、乃至改變法律,但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了。
在弗格森槍擊案后的遊行示威中,一位“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人士直言:“我們可不是爺爺奶奶那一輩的民權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