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涉及校園性侵的互聯網風暴將如何結束？大多數看客似乎只是滿足於情感宣洩，儼如集體捉姦一般的圍觀，區別只是滿臉掛著正義的表情，至多指向呼籲建立一個防範校園性侵的長效機制，停留在悄然過時的維權層面，並不問誰該為校園不當師生性關係乃至性暴力及其悲劇性結果負責，彷彿一場面向風車的戰鬥。
看客們，當初受害者的校友們，甚至聲援者們，似乎都陷入了女權主義理論家朱迪・巴特勒反覆提醒的「主體性陷阱」。在糾結施害者和受害者各自應該承擔何種責任、關聯校方究竟如何懲戒才是恰當的時候，很少人願意去搞清楚這些發生在大學校園裡的師生關係以及後者的自殺到底意味著什麼，譬如和職場性騷擾的區別是什麼，抑或與中小學的性騷擾的異同；進而，為什麼職場性騷擾原本發生率更高、潛規則更盛行而自殺案件卻很罕見？
學生，這個「主體」，曾幾何時還是天之驕子，繼承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五四傳統，也曾經多以海子式的自殺而受到紀念，到今天，見諸媒體的還多是各種校園不倫關係的受害者。我們，所有人，可能沒有覺察到，如巴特勒表示支持福科解構時所說，某些形式的主體是一個陰險的政治陰謀。
在2016年騰訊・大家一篇討論職場性騷擾的文章中，筆者強調南都成希案的同事和看客們集體陷入對性暴力的迷思，以至於忽略了暴力的更隱蔽形式。
「那些表明上源自所謂人類本性或者男性氣概的暴力，如果要從性別關係轉化為權力關係，一定有賴於更深刻的社會建構，例如人類的言語生產過程。不僅意識形態的話語再生產著強制、霸權和暴力，自由主義的話語和知識生產也需要進行暴力的檢驗。」
而在高校校園，圍繞學生主體性，我們能發現不僅存在教師倫理的缺失問題，還能發現圍繞導師制的體系以及背後庇護系統，甚至所有在校學生共同組成的校園空間和話語體系，都成為受害人選擇自殺前其生命難以承受之輕。一個單一所謂防範性騷擾的長效機制，例如簡單訴諸教師倫理規則、禁止師生戀等，恐怕無濟於事，也根本沒有觸及受害者的死因。
因為，值得注意的，與常見的性侵或者性騷擾不同，某些師生戀情，可能更接近一種兩情相悅的模式，即consensual relation，雙方互相有明示或暗示的愛意表達，往往會在校園或公共場所呈現情侶或親密關係狀態。
對這種關係，中國傳統文人欣賞、暗羨的較多，動輒引為佳話，也常拿類似先例如魯迅和許廣平等為當事者開脫。更甚者，不少女權意識女性也不覺其中問題，更以後來蕭紅介入魯、許關係之例繼續延伸這一神話，因為較低齡的女性似乎通過這一似乎平等的愛情關係而獲得自身主體性認知，即俗謂之幫助成長。可是，這也恰恰是許多色狼教師今天借戀愛之名洗脫，或者勾引女生的方便法門。
這就需要從大學生和教師的關係談起，一個可能虛假的主體性。按照福柯的理論，教師被賦予所謂靈魂工程師的責任，所做的，其實是一種馴服：以一種靈魂佔據並生成他或她，而這本身就是權力掌控身體的表現……靈魂是政治解析的產物和手段，靈魂就是身體的監獄。
這樣一種馴服過程，在中國高校，很巧地和剛剛成年的大學生為了進入社會的準備階段，也就是主體化的塑造結合起來，在學生遭遇的各種期待和迷茫中，典型如某女生生前留下的唯一一篇文章，對入學一年接觸某老師前後從憧憬到迷失的情緒變化中，顯露無遺。大學生自身的主體感受，甚至精神和心理困擾，遮蔽了該老師的不倫和大學制度的霸權。
這種霸權，幾乎是任何一位經歷過大學教育的公民都能體會到卻難以明說的，而性又處在其中被馴服的中心。在18歲到22歲這一特殊的青春階段，大學生已經成為合格公民，脫離了半集中式的高中，卻無法享受真正的公民權利、具備充分的公民自主，對性的困惑、誘惑和馴服又交織其中。例如，一直以來，大學生禁談戀愛就是所謂大學生守則內容之一。
雖然近年來事實上被新生代學生的開放所突破，這些陳規已無意義，但是圍繞禁止男女學生戀愛的規訓體系仍然存在：大學生被迫住在封閉校園裡的數人一間的集體宿舍，而不是適合獨立公民求學的開放校園和補貼單身校舍，抑或走讀方式，後者是歐美大學的通例，也是男女之間展開正常和自然交往並且通過自主居住培養學生與城市、與社會、與他人、與異性的正常交往關係。
反觀，很多高校新校區都遠離市區，校園封閉，學生心智和交往都因此被隔離，也缺乏針對社會化階段的本科學生的親密關係教育。而且，封閉校園裡師生的生活軌跡發生太多交叉，簡直變成師生戀的天然溫床。一個暫時凍結社會化的年輕女生哪裡能夠輕易抵禦年長教師以風趣、睿智的話語表現出來的性吸引力？
這在西方大學尚且難以完全控制。譬如一些早期研究表明，1980年代美國校園裡高達26%的男老師和女學生有染，而同時期一個心理學系的抽樣則有12%―17%的女生在讀研究生時期和教授或臨床導師發生過性關係。對這種兩情相悅模式，而非性騷擾，同期美國高校制定有師生關係倫理準則的比例僅為17%，直到2004年才提高到57%。如現在各大學教師倫理準則普遍規定的，嚴禁同系師生戀愛關係，極不鼓勵教師與研究生或教師與其他系研究生的戀愛關係等，師生親密關係已經成為美、英校園的基本倫理禁忌。
但在中國的封閉、半封閉校園，情形卻相差太多，甚至出現歷史倒退，一如女性地位在市場經濟后的變化，只是物化關係甚至羅曼蒂克關係掩蓋了背後加劇的男權―權力體系。曾經因為部分的開放性和相互交流的校園，如趙鼎新對北大校園的描述所揭示的，到今天被刻意隔離、郊區化，不僅難以繼續校園本來的開放和激蕩了，也難敵校門口小汽車上的飲料瓶誘惑，更難防範校園內部性政治的內卷化。
在凱特・米利特開創性的《性政治》看來，（大學生的）性交在最私密的基礎上發揮著性政治的作用，即福柯意義上變成以管理生命為中心的權力的中心目標。放在中國大學校園裡，此種性政治卻形同鐵網一般，沿著生活―教學空間和思想―管理兩個維度，趨於高度內卷化，然後變成某些敗類敢於為所欲為的「靠山」，甚至尋歡樂土。如果在其中談論任何師生間的兩情相悅，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在空間維度，校園的內卷化也在兩個方向同時展開，製造了一種真實的壓力。
首先，來自生活空間的密集化，如同富士康工廠集體宿舍一般。相對1980年代的壓抑和無房可開，這些高密度的集體宿舍，眾目睽睽之下，一定程度上確實遏制了師生間的過度交往，也在1990年代上半段大學繼續保持著校園的純真，那時同學們感受更多的還是同學相互間的親密，儘管同時代也有清華的朱令案。
但在高校大規模擴招后，新生代大學生擁有了空前的性自由和豐富的社交媒體，性開放的空氣也在其中蔓延，卻因為生活空間的逼仄加速催生了校園同質化，即北大李零教授所批判的「大學養雞場」。不僅無助於對抗被馴服，相反，性開放和同質化放大了身體的馴服，也就是物質主義的交換，以為這就是自主，一種物質主義的主體化體驗。
這在今天的校園體現為普遍的價值保守，與1980年代的進步主義相去甚遠，並可能隨時轉化為一種虛假的道德壓力，對那些存有初心、情竇初開的女生來說，潛在傷害極大。這可能才是讓那些情感受傷的女生難以面對班集體而選擇輕生的最後稻草。
其次，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學指針下，高校之間各種985、211的階級化競爭最終轉化為學校內部教師對學生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往往以師生之間關係親密化的形態體現出來，具有很強的欺騙性，掩蓋了導師對學生的壓榨，從超時間工作到論文聯署，到性的利用。
被要求嚮導師稱呼爸爸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這種表面父權關係的背後，無論在同性還是異性師生之間，最終都轉為包身工一般的剝削和人身依附，服務於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校級排名或「爭一流」。這也是那些總體規模通常和本科生相當的研究生們所面臨的困境。
而這種校級競爭又增強了某些所謂學科帶頭人的教授們的校內資本，只要他們樂於漁獵年輕女生，就能夠在對學生的人身控制和學術指導權力上輕易地將他們的校內地位轉化為性勒索的資本。而最終，這一向性政治的內卷化，還將繼續內捲入官僚化大學的內卷化，導師的導師們，和學校的學術官僚們，最終都會形成默契，保護他們的自己人，也就是行為不檢點的教授。在學校官僚眼中，他們既可能是師兄弟，也是為學校影響力、論文排名幹活的人。
不過，這種欺騙性，在理工專業、特別對研究生來說，可能以父權主義的親密關係或者更直接的性交換體現出來，但在許多文科、社科專業，卻可能以另一種偽裝面目出現，較羅曼蒂克的兩情相悅，也出現較多的性騷擾，特別集中在語言系（中文和外語）和馬列學院、法學和政治學系等。
坦率說，這種情形應該並非象牙塔專有，有人歸之中國大學的制度化不夠，毋寧說是道德社會的不健全。而這種道德社會的缺失，卻是在道德大旗處處張揚的年代。到底什麼是道德，以及背後的倫理原則，人們大多只是訴諸傳統，鮮有從交往和商談中尋找和確立。
更惡劣的，大學校園的師生親密關係，倒是從交往和商談中建立起來的，卻是利用了師生間的權力不平衡關係，不僅在私人關係中充斥權力關係，更利用了他們的話語技巧增強了他們的性魅力。因此，屢屢得手甚多，甚至在某些重點大學，老教授們再婚的比例、與女學生結婚的比例之高，令人咂舌，對其他教師來說，形同鼓勵，而非美國大學倫理準則的「極不鼓勵」。
而且，可能只有通過對他們的語言權勢的分析，才能夠解釋一些師生不當親密關係中其實並不存在明顯的權力關係，也能夠解釋其中一些關係最後發展成當事人自殺的悲劇，展現出校園霸權中思想―管理維度的存在，有時如海妖一般蠱惑，轉眼卻吞噬一切。
語言學大師如Norman Fairclough的概括，他把現代廣告語言分解成一個三段論構式：建立關係、建立圖像、建立消費者，也很適用一位文科教師如何尋找獵物，然後利用超人的智力和話語進行勾引，填補和滿足女生的精神空缺。這種空缺可能是戀父情節，可能是精神渴慕，如同海德格爾對漢娜・阿倫特的勾引。馬丁在他1925年5月13日寫給漢娜的信中，把漢娜比作女神，他們的關係始於1924年2月：
「我只能哭泣，還是哭泣。你勝利了，你成了一位女神，你把自己徹底地展現出來。」
35歲的海德格爾與漢娜的交往，幫助了這位因為渴慕思想而來到馬堡大學、自幼喪父的18歲的漢娜開始了主體化進程，直到1929年漢娜和君特. 斯特恩結婚，1930年才和海德格爾中止關係。海德格爾1933年被任命為弗賴堡大學校長，走上了為納粹服務的不歸路。但是她在1928年寫給海德格爾的信中說：
「你至給我的路，比預期的更加漫長、艱險。它要耗費一生，漫長的一生。」
馬丁和漢娜的故事結局沒有悲劇，甚至堪稱完美，海德格爾對阿倫特的「女神」主體性的塑造延續了漢娜的一生，貫穿她整個的精神生活，即使1940年她與無政府主義者布呂歇結婚才算獲得了某種獨立。他們的故事也不能代表中國校園裡的類似例子。
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但是，如果參考電影《漢娜・阿倫特》所再現的場景，海德格爾在講堂慷慨演講后涎著臉爬上阿倫特的閣樓，或許能夠發現，這種師生戀更像是文學系、哲學系、法學系教授擅長的文字遊戲，作為禁錮校園裡的一種滿足，猶如邁克爾・布洛維對工廠霸權底下工人們的生產遊戲一般，製造出工廠內部的同意和秩序，而區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想象的總是充滿階級鬥爭。
換言之，在那個眾所周知的鐵網內里，當一切鬥爭都被禁止，不被禁止的師生戀反倒如同遊戲一般維持著校園父權體制的存續，相對周末蜂擁出校開房的學生情侶而言，更早提供了一個「正常」的情侶生活場景，有意無意遮蔽著校園文化的物質主義和背後的意識形態虛無。
只是，在這種關係的重複性操演所展現的性別角色是脆弱的，尤其對於那些情竇初開的女生來說，任何來自當事教師、同學、甚至家庭的道德壓力都可能大到讓這種角色扮演崩潰，實在算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尤其對那些在初、高中階段並未完成社會化、又渴望通過積極交往完成主體化的早慧女生，最終不免成為父權體制及其派生的父權遊戲的犧牲品。
那些成功地將遊戲延續成為婚姻甚至多次的教授們，都堪稱遊戲大師，有著堪比戈培爾的潛質。例如前鄙校中文系一位著述等身的著名學者即是如此，共處六年，發現沒有一句話包含有效信息，無論是講座、開會討論還是閑聊，而書面文字卻詰屈聱牙、文法不通、抄襲拼湊，一直是學界醜聞，卻屹立不倒儼如國師，自然少不了與女生的緋聞「佳話」。他們才是今天大學校園的真正主體。
而對那些不幸者來說，洞穿遊戲的原因多種多樣，通常是在發現自己淪為玩物、甚至業餘妓女后才後悔不迭，卻又無力反抗。只有在她們死後，這個鐵網一般的父權體制才會真正暴露出殘酷無情的面目，甚至能讓知情者沉默20年或更久。
那麼，到底誰應該為這些悲劇負責呢？面對一個徹底內卷化的制度空間，僅僅訴諸所謂建立一個防範機制管用嗎，可行嗎？被富士康式校園空間禁錮的不僅是那些受害者，還有所有被投入主體化、被馴服的大學生，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和公民待遇之間的距離太深、太久。
他們最終會發現，整個大學體制，包括所有的學術官僚和自稱爸爸的教授們，都是一場大型遊戲的主人。除了吃雞，他們已經不知何為抗議，而最終遲來的抗議也更像是堂吉柯德和風車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