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讀書」第二期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主題為「中西古代統治：制度與觀念——馬克垚教授著作研討會」，此次會議主要圍繞馬克垚教授的新作《古代專制制度考察》展開。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馬克垚作引言，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學曆史學系閻步克教授、彭小瑜教授、黃春高教授、葉煒副教授、李隆國副教授、張新剛助理教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田耕助理教授，清華大學曆史系侯旭東教授、方誠峰副教授出席並參與討論。
論壇開始，李猛教授首先介紹了與會嘉賓和研討會的主要內容。馬克垚教授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資深學者，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制度、思想、社會提供了一種典範，其新作《古代專制制度考察》所探討的專制制度問題，不論是對研究西方政治思想，還是反思中國歷史傳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馬克垚教授
馬克垚教授隨後在引言中介紹了本書的寫作背景。在六十餘年的世界中古史研究中，他在偏重社會經濟問題的同時，逐漸也涉及到了法律政治問題。本書就是對這種法律政治問題進行探討，馬克垚教授在寫作過程中逐步產生了四點想法：
首先，通常的觀念認為，相對於世界中古史上的西歐命題「王在法下」，中國的傳統觀念是「王在法上」。而馬克垚教授認為，中國也存在「法大於王」的思想和觀念，比如皇權受到先王之法、自己制定的法律、禮等規範等諸多因素的限制。
其次，如果認為皇權受到了限制，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中國所謂的專制呢？馬克垚教授曾經認為，受到官僚制度、法律限制的中國皇權不能算是一種專制制度。對於這一觀點，祝總斌教授認為並不成立，比如官僚制度發達的明代，皇帝依照廷杖制度可以直接將大臣杖斃，因此並不能認為中國古代不存在專制制度。
再次，如果不能否認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解釋這種有限專制的現象？馬克垚教授在東方學的研究中找到了解決此問題的靈感。他考察了民主與專制二分思想的來源，即西方認為專制是東方文明的專屬，而希臘等文明國家則是民主的發源地。若跳出這個二分法所對應的地域邊界，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在非東方世界的羅馬、俄國（半亞洲式的）、英國、法國、兩河流域都發展出了有限的專制制度——這一觀點構成了《古代專制制度考察》的主要內容。
最後，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馬克垚教授也產生了兩點疑惑。第一點在於民主專制的二分法本身就是西方的觀念，在著作中使用這一觀念來討論各個地區的文明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夠用專制制度進行客觀指代？第二點在於制度的客觀性與運作的主觀性之間的矛盾，二者很難分清楚。若從史料來考察，所謂專制制度下的大多數皇帝其實都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在運作上無法實現完全的專制。馬克垚教授認為以上兩點是本書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希望在本次研討會上聽取其他學者的意見與批評，得以吸收改進。
北京大學曆史系閻步克教授結合自己研究中國制度史的經驗進行了評論。首先，他認為該著作在知識上對研究者很有啟發，許多論點都富有新意，並希望馬克垚教授能夠進一步將論述拓展到古埃及、拜占庭等古國。其次，閻步克教授認為自己的研究主要從政府類型等政治學視角出發，而馬克垚教授的著作則以東方主義這樣一個文化視角切入，且這本著作並沒有出現為了抗衡東方主義而出現的西方主義思維。再次，閻步克教授認為東方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視角，帶有價值判斷，沒有對政體進行客觀實證研究，而中國人習慣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混合起來。對專制進行實證研究，就是觀察政權集權程度的高低，因此不同的定義會生髮不同的觀察角度，對專制的理解也就不盡相同。
閻步克教授
此外，閻步克教授認為研究曆史要有連續的視角，即與現代進行對比。中國古今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中西政治制度的巨大差異在客觀上表明了東西方主義視角依然很有價值。曆史上中國諸多顯赫的帝國與帝王與當下東方文明所存在的各種現象都表明東方專制主義並非完全虛構。更進一步說，專制制度的好壞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的不同人群都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在曆史上，人們最關心的是溫飽問題，其次是秩序和正義。專制君主制與貴族制、部落制孰優孰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前者同樣留下了盛世和燦爛的文明。因此馬克垚教授反對一味貶低專制制度是無可非議的。
閻步克教授還認為，從結構主義角度出發，制度發展是社會自然進化的結果，並沒有哪一種制度是完美無缺的：一些威權主義的拉美國家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而一些民主化的國家反而陷入了衰敗的境遇。對於中國來說，曆史上深厚的集權主義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形塑了當下對制度的選擇，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國人對制度的自信與日俱增，未來很有可能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形成強大的集權體制。在此背景下，從曆史的連續性出發去理解曆史上的專制體制會有不同的答案。
清華大學曆史系侯旭東教授也從事中國史研究。他認為馬克垚教授的著作破除了東方專制主義的學術建構，將羅馬、英國、法國等國歷史納入專制政體的分析框架中是一個突出的貢獻；其次，他認為著作中所提到專制與君主制之間的差異，以及兩種制度下的軍事、法律、財政間的差異為何，仍有待探討；再次，如果認為東方主義是一種西方學術話語未必客觀普遍，那麼同樣出自西方學術的政體分類學同樣值得懷疑，能否建立中國自己的政體論同樣是值得探索的話題；另外，用專制來指代中國古代時期的曆史其實容易形成理解上的障礙，消解了曆史連續性，而改用韋伯所說的家產官僚制來描述似乎更加清晰；最後，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本書所揭示的專制主義的普遍性意味著曆史中有很多不變的存在，如果我們希望進行一種新的制度創造，還需要認真研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不能簡單貶低敵視。
侯旭東教授
隨後，北京大學曆史系彭小瑜教授結合自己的學習經曆和當前的研究發表了看法。首先，他認為中國歷史往往以故事的方式呈現，而且集中於中央層面，中間與地方治理的內容則在史料中比較缺失，所以他最後選擇從事世界史的研究，也是希望從制度方面有所借鑒；其次，如果能夠拋開整體的制度研究社會治理，則會有很多突破性的發現，比如在專制制度背景下去考察實際的社會治理的利弊，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等等。再次，他認為評價制度也不能簡單化，需要回到當時曆史背景下，回到老百姓的幸福感中，當前教科書中對曆史事件、曆史制度的評價其實是有失客觀的。最後，他認為從事制度研究不能大而化之，需要有更多細節的材料作為支撐。比如新近的研究就發現君主集權的埃及、波斯等古代帝國存在大量的社會自治和地方自主性跡象，用集權或者專制的話語來描述往往成為一種不適當的標籤，過度概念化障礙了對曆史的認識，所以還需要學者做進一步的專門化研究。
彭小瑜教授
北大歷史系黃春高教授從學術和文本兩個方面評價了這本著作的意義。從學術史角度來看，以往不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在討論專制主義時都是在談東方的國家和文明，西方人看待自己的傳統都認為是民主的。而本書則將專制看作東西方都存在過的政體，這在學術史意義上是一大貢獻；此外，一般意義上對專制主義的討論是帶有情感色彩的，比如西方學者對英國、法國的集體主義制度多帶有贊同意味，而馬克垚教授的著作則進行了去感情化的處理，研究了希臘、羅馬等西方曆史中的專制傳統，這也是學術史上的貢獻。其次，是從文本本身引出對專制主義的道德判斷問題。雖然政治學在馬基雅維利之後就有政治與道德分離，但現在依然認為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西方往往會帶著價值判斷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可是曆史中的大多數制度在當時都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支援的，因此從曆史角度，可以看到更加中立的專制主義政體。
黃春高教授
李猛教授隨後進行了回應，首先他認為馬克垚教授的著作嘗試著把「專制」這一政治批評概念轉換為曆史分析概念，並起到去汙名化的效果。傳統的政體分析是在希臘城邦曆史環境下進行的，有大量的政治現象既不在亞裡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框架之中，也不在現有的民主分析框架裡。專制這一概念不被認為是一種政體，而這本著作卻將其作為政體進行嘗試。從曆史來看，其實存在專制制度下權力運作受限制的現象，也存在不絕對的制度運行中權力使用的獨裁情形。其次，這本著作對專制制度的定義包括了軍隊、司法和稅收等方面，但問題在於專制政體與其他如奴隸制、君主制政體在這三個方面有何區別。早期的專制主義是封建派用來攻擊君主制的，因此專制制度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明確。
李猛教授
講座的下半場，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葉煒首先進行了評論，他主要談這本著作對他的啟發。首先，馬克垚教授出於學術自覺打破了傳統東方主義的視角，從具體的地區來研究世界各國的制度曆史，這種方法值得借鑒。其次，在世界史的研究中要注重存異求同，中日這樣相近的文明求同容易，所以關鍵在於求異；而在各種差異極大的文明之間，更重要的是求同，這種研究側重值得效仿。最後，葉煒副教授也提到從著作中引申出來的問題，即不同地區的專制政體是否有發展程度的區別，不同類型的專制主義之間有什麼區別，不同的專制政體對不同地區發展有何種影響。
葉煒副教授
作為馬克垚教授的弟子，北京大學曆史系李隆國副教授首先對該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賀，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而且為世界史學科的後學開闢了一條重要的道路。其次，他也向中國史的同行表示感謝，因為對於研究世界史、中世紀史的學者來說，要能夠作出讓世界同行矚目的成果，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從中國史的研究中吸收概念和方法與西方學者對話，馬克垚教授的著作就是吸收中國史創新世界史的一個典範。最後，他用歐盟科學基金會的羅馬世界轉型研究作為例子，解釋了新的視角和維度對研究帶來的啟發，比如從馬克垚教授的專制主義政體出發，可以超越傳統研究視角所見的羅馬帝國的衰落，並觀察君權如何與貴族政治結合得以形成，比如蠻族將領依靠教會獲得了立法權。
李隆國副教授
清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方誠峰從三個方面談了著作對他的影響和啟發。首先，他認為這本著作讓他意識到了中國古代國家的性質以及國家結構的複雜性，將中國的國家制度放在世界曆史中去考察，可以發現背後相似的邏輯與機理；這種比較也能發現其實在傳統中國史研究中使用的政權、朝廷等概念其實過於簡單化了。其次，他認為本書的貢獻可能在於古代君主制度研究而非專制制度研究，因為不同學者對古代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定義，馬克垚教授筆下的專制其實等同於他人所說的君主集權制。使用專制話語消解了其背後附加的各種意義，很可能無法讓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滿意，專制在學術界的傳播本身就是各種主義作用的結果，抽離了專制背後的主義色彩和願景是否容易造成混亂。最後，他認為馬克垚教授在著作中關於專制制度中軍隊、官僚、稅收的討論，其實與學術界對國家形成、國家能力的討論相契合，隱含了現代國家是古代國家完善、能力提高的預設。而這本著作主要與東方主義對話，如果也同國家主義、國家能力等理論對話，又該如何看待古代專制政體與現代國家、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這點值得探討。
方誠峰副教授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田耕主要結合韋伯的研究展開評論。首先，韋伯在討論國家時一方面將統治作為即社會行動學的概念進行解釋，即統治是一種人身關係；另一方面則是拒絕了政體類型學的進路，從組織的角度來探討了現代國家的誕生，比如軍事、政治、司法三種早期的現代組織催生了現代國家。馬克垚教授著作的啟發在於，這三個組織層面之間的關係可能並不局限於特定曆史階段和特定區域，而具有普遍的意義。其次，韋伯並沒有嚴格建立政體類型學與行動支配類型的關係。以中西封建製為例，他認為對應於傳統權威和法理權威之間的變體，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後來曆史社會學對國家的認識。比如他們將羅馬帝國西北部的專制國家作為現代國家的起源，而在韋伯之前的德意志政治經濟學則將這種制度稱為可啟蒙的專制政體，以此嚴格地區分了來自古代專制政體中的因素。但是以上的理解都是局限於16世紀後的領土式的國家形態，這些成果在其他地區可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戰，因此田耕助理教授認為，曆史社會學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與馬克垚教授的研究相吻合，就是要跳出狹義的西方視域，在更廣的範圍內來考察韋伯的學說。
田耕助理教授
李猛教授隨後進行補充。在韋伯研究中，他使用的分析概念恰恰是專制而不是方誠峰副教授所鐘意的君主集權，原因可能恰恰在於強調製度化還是人身關係的一面。由此引申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個問題，就是現代國家最根本的特徵和差別是什麼，可能也在於傳統的軍事和皇帝體制是高度人身化的。
北大歷史系助理教授張新剛主要結合對希臘史的研究發表了評論。首先，他認為這本著作對他的啟發在於研究既要做細，也要照顧到大方面的考察，努力地擴展自己的視野；其次，他認為這本著作重新定義了專制制度，賦予其中性評價，超越了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將問題帶回到了政治本身；再次，在西方的政治觀念中，暗含了公民的積極參與，並不把專制視為政治共同體的組織方式，而這本著作的意義在於破除了直接民主的神話，將民主制度還原到城邦內部權利的組織和權利的鬥爭；最後，張新剛助理教授也表達了一點疑惑，希臘雅典的政治被本書排除在專制制度的分析之外，是否預設了早期希臘的城邦制度達不到後來專制制度對軍事、稅收、官僚的要求；而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對混合政體的追求是不是意味著他們所理解的政治本身就非常排斥專制。他認為，除了傳統的西方與東方這一對視角，還存在希臘與希臘之後這一新的研究進路。
張新剛助理教授
最後，馬克垚教授對各位教授的熱烈評論和建議表示感謝，希望在吸收大家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這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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