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几个热门的词语不停被提起，“修昔底德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塞缪尔亨廷顿”……特别是近期中美贸易剑拔弩张，特朗普总统的步步紧逼，让很多观察家认定，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逐渐陷入亨廷顿1993年“外交”杂志上所写的“文明冲突”的陷阱中。
亨廷顿在文中认为：文化差异性很难在开放的世界秩序之中自然化解，这种现象势必将成为 “后冷战时期”的一种特征。亨廷顿的辩论主要是突显“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鸿沟，9/11袭击和西方后来的报复行动最能表现其中的裂痕。亨廷顿同时也看到美国领导的西方和中华文明之间的鸿沟也是同样的深不见底，持久不变和有其必然性。正如他所说，西方的观念认为“可以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文明”概念，但这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殊主义说法是矛盾的，亚洲人强调每个人均有其特殊性，每个人与他人都是有差异性的。
尔后亨廷顿在1996年，将文章又被拓展为一本专书，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数十年间一直都是美国各大著名高校的借阅前十。
尤其是生产政治博弈专家的普林斯顿大学，更是长期霸占借阅榜首。
多年以来，亨廷顿的理论一直获得人们的重视。未来几十年更会进一步的被捧为经典。美国认同亨廷顿认为的西方文明。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传统观念和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加剧，当诸如中国这样的势力将取代美国既定权力的时候，他必定会恶化，产生根本结构性上的冲突。
这种转变经常导致冲突的原因是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命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人们观察到雅典 和统治者斯巴达之间危险的势力互动，形成“修昔底德陷阱”现象。雅典的兴起，引起了斯巴达的警惕，使他感到威胁，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
新兴的势力体会到自身越来越大的权威性，认为需要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别人的尊重。面对新兴挑战者的现有权力拥有者，此时他们会变得恐惧，不安和趋于保守。在这种情况中，误会会被放大，猜不透对方的心思，任何事件或第三方的行动被认为无关紧要或自信地认为均在可管控之中，这种疏忽，大意都可能引发当事双方自始就不想发生的战争。就美国和中国而言，“修昔底德陷阱” 构成的风险由于两国文明的互不兼容而加剧，增强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因而更难实现和解。美国和中国对国家，经济，个人作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间性质的概念等最容易看出那种不搭调的深刻差异。
因此美中贸易战在此时此刻被愣头老特朗普挑起。为什么我要把美国摆在前面，因为这场战役是美方发动，中国被动接受的。
观察家们都觉得是因为中美之间多达3750亿美金的贸易逆差导致的贸易冲突，但是深究其根本，这场冲突的本源则是双方对自己文化制度的绝对自信！
中美文化因两国均自认其有绝对的优越性，因此，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都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地是，一山容不下二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怀疑，他们能容忍美国被一个崛起的中国取代。1999年他接受访问时说: “美国不是在世界，而只是在西太平洋上，被一个亚洲人长期鄙视为颓废，虚弱，腐败，无力的国家取代，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而在中国长达3500年的信史中，有80%的时间处于世界经济第一，民族复兴意味着要实现汉唐盛世，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美国虽然建国不长，但是一战后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是现代社会的领头羊。华盛顿对世界事务的巨大影响，使其他国家的精英和领导人普遍的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美国人经常觉得他们有特权，不需要认真地考虑其他地方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 许多美国精英被这样的想法影响，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不感兴趣，世界其他地方在他们的心中慢慢地变成了美国的一部份。
太平洋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是第一的称号只有一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本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人喜欢下围棋，而围棋讲究势，即现代人常常说的国运。中国的谋士们认为万事都是有关连性的。促使一个局面的产生是有其前因后果所演变而成的。“势”这个术语没有直接的英文翻译，但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被解释为“潜在的能量”或“势头”。它包括地理和地形，天气，力量的平衡，惊喜，士气等诸多因素。基辛格在2011年的 “中国” 一书中写道： “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另一个因素”，因此，一个熟练的中国战略家大部分时间都耐心地观察和培养战略格局，只有当一切都处于最佳状态时才采取行动。这时他们迅速出击，无事不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而如今，中国的“势”遇到了可能是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一股阻力。这是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次本质冲突。此时我们都应该去读读中国古代哲学家孙子的名言：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