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梁【鄭州大學曆史學院講師，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2014-2015）】
萬曆十五年，當時社會基本上處於一個接近於內部潰敗的狀態。但是人們似乎卻對此渾然不覺。這是為什麼呢？
▲萬曆皇帝朱翊鈞
當時的社會危機深重，包括長時段的因素，包括中時段的因素，也包括短時段的因素。
三個時段看明末的崩潰
就長時段的因素來講，當時明末正好碰上了氣候史上的小冰河期。在小冰河期，氣候的常溫要低於往年的溫度。這就會給糧食作物的收成帶來很大的問題。我們知道河南簡稱是豫，豫是左邊一個予右邊一個象，意思就是河南這個地方可能在上古時期，它的氣候一度溫暖到有大象生活。因此從氣候史的角度來看，明末碰上的這樣一個小冰河期，無疑會給當時帶來一個嚴重的農業危機。
當時人們主要的糧食主要是大米，小麥、高粱等等作物，這些作物相對來說產量是比較低的，它並沒有像清代以後，從西方引入的外來作物番薯、馬鈴薯、玉米產量高。所以一旦發生農業危機，引起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也就是說當時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所謂的大饑荒。
只是說大饑荒而言，還不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危機的狀態。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中時段的因素，稅制的問題。
自從明代中後期，也就是萬曆年間，當時有所謂的一條鞭法改革。一條鞭法改革本身是對於稅制進行再整理，也就是州縣的稅賦均按照本色和折色進行收取。所謂本色是指當時的銀兩，折色就是指其他各種的食物或者雜物。
如果你看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就會知道，明代和當時的歐洲、美洲存在著大量的貿易聯繫，中國向外國出口茶葉、絲綢、瓷器這樣的貨物，帶來了大量的美洲的白銀。
因此，這也是一條鞭法能按照本色來徵收稅賦的前提。
▲美洲白銀的流動
但是這樣一個前提給中國帶來的問題就是銀貴錢賤問題。老百姓之前如果交實物的話都是交糧食，或者交絲麻，現在他必須要分本色折色，而且以本色為主了。那也就是說，他要把這些糧食換成白銀，那無疑又會加重一層盤剝空間。商人就能操作糧價，對農民進行盤剝，引起糧食進一步的賤賣。這可以說這是一個中時段的因素。
至於短時段的問題，比如滿洲女真部落的麻煩。
我們可以看到，明代的社會危機基本上也是全方位的。
我們會提到社會危機的原因就在於它的動向和當時計程車大夫的思潮是若合符契的。
為什麼這樣說？當時之所以會像萬曆十五年所講的，表面上是平淡無奇的那一年，但內部暗流洶湧。當時士大夫渾然不覺，並沒有看到一個馬上要到來的巨大危機。
那麼，晚明社會計程車大夫都在想些什麼？他們都在做些什麼？
如果各位看過《明儒學案》的話，就知道明代中葉時候興起所謂的王陽明的心學。所謂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有一個比較核心的前提，認為所謂的心能知萬物。他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說，如果是你看到這樣一個花開了，如果你閉上眼的話，還能夠看到這個花在你心裡面開。這就是說他充分擴大了心的功能，為後來的一些王學末流，放大了心的作用做了一個奠基。
▲王陽明
後來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這些人可能有宗朱宗陸的區別，但他們都會提到王學末流最大的問題就走「狂禪」這一條路。晚明計程車大夫廢書不觀，只會叫嚷說滿大街都是聖人，所謂人人皆為堯舜，不是孟子原文說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是人人皆為堯舜。
大家都是堯舜了，那就不用看書了，也不用去研究學問了，也不用去格物了，你就按照自己的這種心，去認知這個所謂的大道就可以了。所以，在王學末流帶動下，形成了一個士大夫不讀書的風氣。大家隨心所欲，自我放縱，放浪形骸，享受人世間的榮華。
清代的很多學者就覺得明代是亡於所謂的王學末流。他們覺得人敗壞了政治和社會的風氣，因此會導致明代的敗亡。
清初士大夫的懺悔
明清鼎革對於士大夫，或者對於學者來說非常重要。大家都會提到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但是他們三個人做學問的風格非常不一樣。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學者，他們往往都有一些比較共通性的心態，有一種所謂的悔過心態。
這種悔過心態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王汎森先生的《近代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悔過心態比較鮮明的表現就是當時計程車大夫會寫日譜，所謂的日譜就是當時的日記或者說日誌。就像是修鍊道教的人士，他們會有所謂的功過格一樣，每天寫下來自己的想法和做了哪些事情，然後有功就在有功的事情上打一個對勾，有過了就打一個叉。
為什麼他們會有悔過心態？他們覺得自己要為明亡去負責。
晚明士大夫瀰漫的的驕奢淫逸之風也好，廢書不觀也好，清代學者都覺得自己是這些風氣的參與者，他們沒有嚴格律已，要為明亡負責。就開始在清代提倡嚴於律己，他們覺得不能再像明末當時的社會風氣一樣，士大夫都喊著人人皆為堯舜，不去看書，形成一個狂禪之風。他們應該有所反思，因此就開始以顧炎武的主張為代表，開始大張旗鼓進行經學研究，經學即理學。
▲功過格
所謂的經學即理學，是勸學者們要回到經典中去，不要再鑽研所謂的「性命」虛頭巴腦的問題，回到五經當中去重新看聖賢的本意。
這些學者一方面要做訓詁學，對字和詞進行考據，另外一方面要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比如像顧炎武就寫了個《日知錄》，這是他的學術劄記。他還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於全國各地的山川形勢、各地險要、地理、人情、還有錢糧等都有所記載。這本書對現在而言，如果晚明要研究某一個地方的區域史的話，還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史料。
後來所謂的乾嘉考據學派繼承了顧炎武學風，對於經典進行下工夫的考據，哪怕要考據到一個字，一個詞，也要對聖賢的本意進行發覺。
另外一方面，繼承顧炎武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理念的學者比較少。據我所知，比較有名的像顧祖禹寫了個《讀史方輿紀要》，這書可以說是對《天下郡國利病書》精神的迴響。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乾嘉考據學派，無論是所謂的吳派還是皖派大師，他們分別以惠棟和戴震為代表，基本上都是所謂的遍注群經。也就是說採用了對於經典進行重新考據解釋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理想中的學術，來發現聖賢所謂的治國之大道。
當然他們能夠從事這樣一種學術路徑，本身也是有著內在和外在兩方面的支援。所謂的內在支援，當然就是說我剛才所說的從理學到樸學的內在學問的變動。有關問題，可以去看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餘英時先生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我想他們都對內在理路的詮釋算是經典性的研究。
我在這裡簡單歸納概括一下，整個清代的學問風氣，從所謂的尊德性到道問學的這樣一個轉變，本身也就是一個儒家所謂的知識主義的這樣一個內在的理路。
這樣一個內在理路也有一些內在分別，比如說錢穆先生他就把清代學者分了類，分別列出宗程朱和宗陸王的學者一些分別。但是隨著時間的演化，到了清代的中葉這種分別就越來越不明顯，逐漸過渡到了對於學問的純粹考據一條路上去。
社會的外部條件
除了我剛才所講的一些內在理路，還存在著一些外部的社會條件問題。外部的社會條件，為什麼清代會產生所謂的乾嘉考據學？比如以梁啟超先生的觀點最為著名，他認為因為清代滿清統治者是所謂的狹隘的一個部族政權，因為是異族入主中國，對於中國知識人可能會產生格外的排異心理、不信任的心理，往往採取這種文字獄的辦法箝制思想。
由於這種文字獄的存在，才導致了一個既然我不能隨意去寫詩寫文章了，我們就不如說只是去做一些考證的工作，這不會牽扯到所謂的反清複明的問題。
所以，考據學是一種學者的自我矮化，學者不去考慮社會現實的和當時現實聯繫很緊密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問題是非常敏感的，很有可能會牽連到自己，所以我們倒不如去埋頭做學問，這也是所謂的明哲保身之路。
關於這個問題，如果各位感興趣也可以進一步去讀王汎森先生的著作，這是他在2013年出版的這樣一個書叫做《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他講清代的一些學者，甚至當時普遍的中下層的讀書人，都已經用這種自我審查的東西來規範自己的言行。
▲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處理曾靜案引起自我審查風氣）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外部的社會條件，這個是艾爾曼先生《從理學到樸學》這本書提到的。他裡面講，清代乾嘉考據學能夠興起，是當時藏書樓這種圖書館的私人藏書樓和圖書館的這種風氣開始興起。比如說嘉業堂、劉承幹，還有天一閣等等，當時私人藏書風氣興起，是考據學能夠做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條件。
否則的話，如果你想要遍注群經，遍考群史，沒有大量的藏書怎麼能夠做到？
對於一個學者來說，一方面是這種藏書樓圖書館的興起，另一方面學者之間開始培養起交換劄記、交換學術筆記的做法來做學術。之前可能都是說閉門造車，我寫一點，你寫一點，對於這樣一個經典，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嘉業堂藏書樓
當時，已經形成一個學術圈子，比如戴震，戴震他周圍聚集了大量的官僚，這些人都會把自己對於學問對於經典的考據給戴震看，戴震也會把自己的東西給別人看，比如像《孟子字義疏證》。
這樣一個學術圈子本身也會促成考據學，能夠形成經驗性的累積，這樣一個層累性的東西能夠形成一個學科。這樣一個學科一旦形成之後，不斷推陳出新，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就成了乾嘉考據學。
說明：本文根據微訊號「曆史研習社」2018年重磅課程《近代中國最具智慧的思想》錄音稿整理，文字內容經作者審定。詳細課程訂閱資訊請至微信搜索「曆史研習社（ID：mingqing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