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
繼之前專家呼籲出台《數字經濟促進法》之後，數字經濟立法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4月22日，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提出，電子商務僅僅是數字經濟的序幕，數字經濟將全面影響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建議將審議中的電子商務法升級為數字經濟法。
我國互聯網經濟真正打開世界格局，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情。也正因此，之前在該領域長期存在的立法短板，一時間顯得不僅迫切需要補足，而且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在國內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迅速融合的趨勢之下，對立法的高度和前瞻性，也無形中有了更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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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創性而言，《電商法》是末，《數字經濟法》是本，後者是對「數字爆炸」這個時代命題的回應。
經濟領域法律規範的變革，事關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在傳統經濟時代，制度供給的內涵是相對確定的，並沒有太多的創新性，而過去幾年，各個門類的互聯網經濟，乃至傳統經濟，最大的共性就是數字化的交融和滲透，無論是商業模式創新還是核心技術創新，對傳統的法制規範革新，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種挑戰性特別體現在，我國數字經濟在一些領域已經領先全球，通過立法工作創新制度供給並無先例可循。
沒有先例可循的，其實是整個時代，如馬雲所言，「萬物互聯將會帶來數據爆炸。今天全世界都面臨數據時代帶來的挑戰，但今天的數據和未來相比，只是滄海一粟。」
如果我國僅將立法的重心放在電商一域，它很可能只是總結性的規範，這與我國數字經濟取得的成就和應有的擔當並不相符。馬雲認為，《數字經濟法》不僅僅是監管法，而應該是一部發展法、一部未來法、一部全球法，它是著眼於事業發展、面向未來、有全球眼光和擔當的的法。而電商法呢？作為網路上最早開始經營電子商務的公司之一，亞馬遜成立的1995年，恰好也是美國大多數州都開始制定了電子商務法的年頭，《聯合國電子商務示範法》的出台，也是在1996年，換句話說，如果僅靠電商法反映數字經濟時代的規範，我們很容易落入前人窠臼。
事實上，僅僅數年時間，我國電商法動議的背景，也已經和今天的形勢截然不同——電商法的立法進程在2013年啟動，作為互聯網領域裡的一部大法，如今再看電商法，它可能僅僅是總結性的法律規範，而缺少必要的開創性和指引性。而在足以囊括電商法的數字經濟法的立法工作中，無論是對數據隱私的保護，還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乃至對於數字經濟時代生產關係的調整，都具有十足的開創性或著眼未來的奠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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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時機而言，國際經驗證明，「立法」要趁早，互聯網大變革的時代，往往也是「大法」、「基本法」的當立之年。
事實上，在互聯網管理法規的數量上，美國以130多項法規居世界之首，但是最有時代定調意義的「基本法」，基本還是早期及互聯網發展、變革勢頭最猛年代的成果——早在1978年，美國針對互聯網管理的法規的制訂就開始起步，而在美國互聯網飛速發展的90年代中後期，則誕生了最有影響力的幾部法律，其中就包括1996的《電信法》、1998年的《數字千年版權法》。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基於美國經驗，無論就數字經濟的發展勢頭和確定性前景，還是就全球的認可度而言，制訂一部更具開創性的《數字經濟法》，都可以說到了關鍵的窗口期。
事實上，像《電商法》這種部門領域的法規，與《數字經濟法》這樣的上位法，可以也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就其本質而言，《電商法》本就在《數字經濟法》的涵蓋範圍之內，基於《數字經濟法》的立法維度適當調整之後，完全可以作為數字經濟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存在；更為關鍵的是，我國《電商法》的立法工作歷經數載、數易其稿，在立法過程中積累的大量有益經驗，也可以充分融入《數字經濟法》。
長期來看，「數據爆炸」必然體現為價值思維的「爆炸」。就當下而言，應該充分認識到，數字經濟時代合理的制度範式，一定會在很大程度上挑戰傳統的制度規範，畢竟，越是時代性的經濟變革和創新，對制度供給的需求越大。基於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以全球視野儘早制訂《數字經濟法》，其意義就在於，在數字經濟的長跑中，越早為數據的價值規範定調，就越有可能在漸進式的價值確立中贏得先機、掌握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