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冒险地将去年至今年的《议会协调案件》纪录公开，里面洋洋洒洒列出议员提出要「协调」的案件，总共超过25,000件，平均每天超过100件，而这还不包含私下进行的「请托」、「关说」案件。
民意代表有监督、协调的功能，监督主要以「质询」、「预算审查」方式进行，协调则是借由召开各式协调会、公听会来进行，如果民代表现称职，能够扮演起为民把关预算、提升施政效能的功能，不过，政府的公务员，通常对民代普遍没有太好的印象，为什么？
是因为民代监督太用力吗？不是。其实行政官员都是聪明人，若是民代点出原本施政中的缺失与不足，官员即使当场面有难色，回头检视建议与要求若属合理，也会觉得被点中要害而佩服这样的民代。不过，很多时候，行政部门的感受是：民代是来乱的。
只为特定人士协调
这些乱，包含「无谓的索资」、「搞不清状况乱质询」、「提出不合法的建议」、「用权势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胡乱的要补助」。其中，最为公务员诟病的第一名，我认为是「无谓的索资」。
民代的助理有准备质询稿的压力，常苦于怎么去产出明天、后天的质询稿。病急乱投医的助理，因为有资料调阅的权限，就开始跟行政部门提出各种莫名的资料索取要求，这些资料索取后，不见得会使用，心态有时是「先拿了再说」。
这种乱象，在选举前更为普遍，有些民代开始索取过去几年自己为民服务、申请到的政府补助案件数，要行政机关协助整理汇整后提供。收到这种索资，公务员也知道民代要对选民宣扬政绩之用，但摸著鼻子还是要帮忙准备。
有些民代则是不清楚行政部门运作，认为「这个事情这么简单怎么要办这么久」、或是搞不清楚机关的业务范畴、甚至连法规都没有搞清楚，就要行政部门协助解决选民的问题。对于违法的要求，依照《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员可以不接受。若是要求案件加速办理，机关长官就可能碍于压力将民代的要求转嫁给基层承办，若承办人未能配合，则可能遭到职务调动。这是有亲眼见过的。
本来民代可以善用自己协调的权限，协助本位主义挂帅的局处间进行合作。不过，当这样的协调权限变成为特定人士或企业进行游说时，就成了「关说」。这样的关说，会让公务机关陷入一种「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负向回馈机制，导致部门内部沾染这样的文化后，看似行政中立，其实行政倾斜。
现在的政府机关早已不若早期，业务繁重、民众要求五花八门，都会区的公务员加班时数一个月超过40小时者大有人在，结果检视加班时间，许多都拿来处理民代临时交办案件或是「特急件」的索资。
此外，在议会质询期间，更是花费许多时间在准备「拟答稿」，民代与政府官员的攻防之间，若无法剖析行政部门真正的症结点，那造成行政部门为了应付民代而瞎耗掉的时间，累积起来也很可观。这样的质询，不但没有协助行政部门提升效率，反倒让行政部门在虚功中气喘吁吁。
蚊子馆是怎么产生的？
以徐铭谦老师在《鸣人堂》发表〈盖硬体拼观光的思维不改，天空步道只会卷土重来〉一文为例，探究许多公共建设盖好后，后续的营运及维护惨况，并产生许多「盖后不理」的蚊子馆现象究竟何来。
当时我参与其中的协调，发现关键在于「公共建设」预算中规定的资本门（硬体建设）必须大于经常门（软体）两倍（《政府公共建设计画先期作业实施要点》），导致许多公共工程的维护，无法编列经常门的预算来处理，而必须再发包新的资本门预算来外挂维护；而中央补助地方的工程配合款，也不能用在维护项目（《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补助办法》第十条），导致中央补助地方的建物盖好后，因为缺乏后续维运经费，造成闲置空间的浪费。
当我们再仔细剖析下去，发现《政府公共建设计画先期作业实施要点》中，其实有规范「得由地区行政单位相关审议机关会商，放宽个案计画经常门、资本门比例之限制」。但是许多地区行政单位所辖机关之主计部门，并未去使用这样的弹性，在业务部门提出经费编列需求时，就以经资门比例1：2来审查。
另外，现行各单位提出在年度预算编列时，会被先要求统删经常门10%的情况，导致劳务委托的人事费缩减而产生廉价的政府外包人力问题，我们去调查后才发现《年度概算应行注意办理事项》中有规定「须检讨调整10%之旧有经费，用以安排新兴施政所需」，这本来立意是包含资本门经费也要一并检讨，但在各机关主计的惯性中，会要求业务单位先行调整经常门，导致经常门经费遭到统删10%的情况。
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却大大影响整个政府机关的预算分配，也影响到政策执行时重硬体轻软体的状况，导致台湾的公共建设每年更新，但是真正需要软实力的软体及人才建设，未能获得持续的累积。「重视人才」、「强化软体建设」的目标，在现行的预算编列方式中，成为口号。
以上两个案例仅是表现出，若没有费心抽丝剥茧、细细探究，很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魔鬼藏在细节里，未能掌握细节里的问题，无法打到痛处，很难产生结构性的改变。行政部门间的「上下不沟通、横向不合作」的状况，如果由愿意协调的民代介入，会有拆解的机会，但如果民代的协调功能，仅限于替选民乔事情，那真的，不是政府的助力，而是阻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懂政府运作，愿意为大众利益而协调的民意代表。大家期待台湾往前，而政府理当是社会前进的基石，我们需要愿意协助政府前进，而非为个人成就及利益而存在的民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