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顧名思義乃文字入罪的一種刑罰，這玩意兒上迄春秋，下抵民國，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以貫之，如幽靈般隨行，處處能覓其蹤跡，雖稱不上全球獨一份，但「集大成者」名號亦屬當之無愧。
即使在號稱「文人最好時代」的大宋朝，也曾出現過「烏台詩案」、「車蓋亭詩案」等文字獄案件，便可見其生命力之頑強。但古代將這門捕風捉影的「藝術」發揮到極致的，卻還得是「天朝上國」——大清朝。
不同於其他朝代，滿清雖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崇尚「國語騎射」，但骨子裡卻對漢文化仰慕有加，這就造成了其不可避免的自卑心理，而自卑到一定程度就轉變成了自大。「孔子說是對的？」「老子說你錯了，就是錯的！」
在滿清統治者有意爭奪話語權，打壓漢族文人的情況下，「文字獄」便成了其拿手絕活。有清一朝，大大小小的文字獄案件近180起，其中，乾隆一人貢獻130起，在位60年，平均每年不來兩次就覺得缺點什麼。
而清朝文字獄不只規模大，且殘酷異常，動輒株連上千人的案件，輕者發配，重者千刀萬剮，頗有些「這次不整服你，就不姓愛新覺羅」的架勢。
而提起文字獄，最著名的莫過於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傳言，某年某月，雍正帝微服出行，至一書店內隨手翻書，恰巧一陣微風襲來，將書頁吹得上下不已。
這一幕被一書生看見，所謂「有才不顯非君子」，書生決定裝一把，高聲吟道：「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雍正以為譏諷自己，隨即下令砍了書生腦袋。
當然，以上實屬傳言，只見於《清稗類鈔》，但此說流傳甚廣，文字獄貽害便可見一斑。而真正凸顯文字獄兇狠、血腥的，非「莊廷鑨明史案」莫屬。
莊廷鑨，浙江土豪，自小雙目失明，為人志趣遠大，好附庸風雅，生平最大志向就是寫一部史書傳之後世，但無奈限於才華，只得出重金購買前明首輔朱國楨尚未完成的「明史遺稿」，想加以潤色後署名出版。
還是限於才華，莊廷鑨索性大肆招攬江南名士編纂此書，稱自己為「總編纂」，認真的修起書來。但天不假年，書稿尚未完成，莊土豪便搶先一步掛了，其父悲痛之餘，請來更多名家修撰，最終成功出版，取名《明史輯略》大肆發售。
莊廷鑨總算可以「名留青史」了，但本書卻被人發現有問題。可能編纂人員想與前書一致，故而直抒胸襟，直呼努爾哈赤為「虜酋」、將女真人稱作「建夷」，並怒斥吳三桂等人是「叛逆」，毫不避諱，又奉南明隆武、永曆等帝為正朔，不用順治年號，這在滿清統治者看來簡直是「作大死」。
一年後，此書便被人告發，初登皇位的康熙隨即拎起了屠刀。結案如下：莊廷鑨已死，開棺戮屍，莊廷鉞、吳之銘、李令皙……淩遲，凡編書、刻書、賣書的一律處死，甚至刻字工、印刷工也照砍不誤，家屬男丁處斬，女子沒籍為奴，反正一句話，只要跟本書有關聯的，統統「拉出去砍了」。
真正雷厲風行，彰顯大清風範。與此同時，地球的另一邊出現了牛頓、笛卡爾、萊布尼茨等偉大科學家，而地處東方的大清朝，由於文字獄大行其道，「考據學」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人人皆醉心於此。
其實也不是所有文字獄都是冤枉的，乾隆年間徐述夔作《紫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之句。蔡顯在《閑漁閑閑錄》中摘引此句，之後徐述夔父子都被開棺戮屍，孫子和許多學生被處斬，蔡顯被處死沈德潛死後也被牽連。
這句詩若不是反清複明，我真想不出其他意思了。滿清統治者原本就敏感多疑且自卑，越是缺乏漢族最為尊崇膜拜的正統合法就越怕人提什麼。這樣赤裸裸的鄙夷，若是滿清能放過，那才是見了鬼了。
統治手段自然是兇殘的，株連九族的慘無人道和思想文化的落後陳舊是怎麼洗都是洗不白的，也沒有人要為文字獄洗白。但一樣東西出現了，自然有其原因。
我們應該代入封建社會和異族統治這個特殊時代的去看，別說是底氣不足色厲內荏的清朝，怕是任何朝代都不會允許學子挑戰當權王朝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
記得第一次讀到這句詩是在高中學古代史的時候，老師說了一句：就因為這麼一句詩就被處死，可見古代文字獄的殘酷和惡意曲解。
我和我哥們兒立刻異口同聲的回到：這也太過分了，他不死誰死？老師笑笑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