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基於經驗，前輩導演們往往把當下稱作青年導演們的「最好的時代」：50後的陳凱歌這麼說，60後的曹保平這麼說，就連不過是早出道幾年、同為80後的李睿珺也這麼說——畢竟在他們最初想拍電影的那些年，還沒有「網路大電影」，也沒有如今這樣名目繁多的創投機會和扶植計劃。資源、資金、公司、導師……全部虛位以待，看起來很是有點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架勢。
越來越多的青年導演在這個「好時代」中得到冒頭的機會，他們來勢兇猛且不問出身：
《老獸》導演周子陽本科學的是藝術設計；
《暴裂無聲》導演忻鈺坤和《中邪》導演馬凱的學曆都止於高中；
而拿了金馬獎的畢贛、簽了「壞猴子」的文牧野，最初學的都是電視編導……
網際網路不會湮沒一個有才華的人，如今看來，電影圈也是。
▲左起依次為青年導演忻鈺坤、馬凱、文牧野
然而有趣的是，當《貴圈》遍訪青年導演，發現他們對於「好時代」的感受，卻遠不如前輩們那般強烈。在他們的回憶裡，更刻骨銘心的往往是那些自我經驗的瞬間：
類似於忻鈺坤揣著10萬元強行開拍《心迷宮》，破釜沉舟的時候；
馬凱做好了第五次再失敗就回老家，最後一搏的時候；
邵攀通過組裝電腦、軟體培訓攢夠了後期款項、卻被騙走素材，滿腔激憤的時候；
甚至於，胡波決定用一根繩子結束生命，心灰意冷的時候……
從電影青年到青年導演的晉級過程，難度恐怕不輸一場「饑餓遊戲」。當他們帶著作品殺出重圍後，得到的獎品不過是這個行業的一張入場券。而在隨即開啟的關卡裡，他們不僅需要繼續展示才華，還需要甄別資訊、證明票房。
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很快理清一個終極問題：電影和自己的關係。畢竟那直接關係著，接下來他們會為這個時代拍出怎樣的電影。
更何況，我們了解到的過程就算再坎坷，在結果上，上述青年導演，都已算是進入窄門、能被叫出名字的小部分幸運者——雖然，之於胡波，這個代價未免太高。
「他們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便利，也有這個時代的困難。想脫穎而出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對於新導演來說，還要有更高的要求。」寧浩對記者表示。
無論如何，這一代的青年導演們已經迎來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
每個導演的拍片史，都是一部辛酸史！
4月17日，導演王家衛作為北京電影學院的名譽教授，給在校生開了一堂大師課。
課堂上有同學說，「電影學院哪個人不想當導演呢？」同學理直氣壯，畢竟，他來自於誕生了張藝謀和顧長衛的攝影系。
在王家衛的好奇下，「不自願當導演」的同學舉手示意——滿滿的會堂內大約有10多個人。他對此感慨：「現在好像有一個錯誤的觀念，電影行業裡面，好像誰都想當導演，但這其實是很慘的事情。如果只有一堆導演，沒有編劇、攝影、製片人。到了現場什麼都是你幹，那你也就不是導演了。」
王家衛所希望的狀態，是在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下，每個工種各就其位、各司其職。但放眼時下國內的電影圈，能享受這樣待遇的導演，多半是早已成名的大家，或者是少數幾個天生便手握資源的「影二代」新貴。
要觀察青年導演的普遍經曆，倒不如參考《西北風雲》的導演黃璜。(點擊回顧：《西北風雲》內幕：導演和出品方反目成仇，究竟誰在脅迫誰？)
在《西北風雲》事件上，我們不了解內情，也很難去下定論。但一定意義上，青年導演的困境有其代表性——如何找到靠譜的資方拿到靠譜的錢，恐怕是電影學院無法教給青年導演的社會課。
但這畢竟還不算是新導演所能遭遇的最差狀態，出身科班基本上就意味著自帶一定的行業資源。最不濟，還能讓老師、同學幫忙搭班。而更多的「野生導演」連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王家衛所擔憂的「沒有編劇、攝影、製片人」的走勢，對他們來說大約是「何不食肉糜」般的問題。
大多數青年導演都以自編自導出道，每個人在說起籌集拍攝資金時，都能抖出一部辛酸史。為了省錢他們同時身兼數職，比如《心迷宮》是忻鈺坤自己在電腦上剪輯完成的，邵攀的《bike與舊電鋼》除了導演，出品和發行也都是他自己。
▲忻鈺坤導演新片《爆裂無聲》
「一個門外的、什麼都沒有的草根導演要去拍電影，是真的邊緣，而且有無形的堡壘是你跨越不了的。你不知道怎麼去敲開電影公司的大門，沒有渠道，也沒有對話的可能性。你不認識真正在這個行業裡的人，遇到問題你都沒有辦法去請教前輩。」忻鈺坤對記者說，直到現在，兩部電影公映之後，他還是認為自己「不在行業裡」。
「什麼叫行業裡？」。
「接觸的都是正規的資源、正規的渠道、正規的資金，電影拍完了就能上院線。在這個領域之外，也有一批人被稱為導演、做的東西也被叫電影，但那是不一樣的。」
沒有作品就無法吸引投資，但沒有投資怎麼能有第一部作品？
一個有電影夢的青年與一個青年導演之間的分野，是作品。但在一個更現實的角度，是資金。這像是一個悖論：沒有作品就無法吸引投資，但沒有投資，怎麼啟動第一部作品呢？
《中國青年電影導演生存狀態調查報告》顯示，以60名有長片作品或在籌備中的青年導演為樣本，他們第一部作品的投資來源，電影專業機構40%，自己投資38%，私人投資22%，而電影行業之外的投資機構，0。
而這些已經獲得投資的「倖存者」，完成融資大部分都得在1年以上，其中3年以上者佔了13%。而這其中，還有40%的受訪者曾經曆過項目終止，其中一半是由於投資方撤資。
電影不僅是藝術，還是商業。有理想是一回事，有條件把理想變成現實並搬上銀幕，是另一回事。
忻鈺坤對此倒是頗為理解：「那麼多新導演，都說自己有電影夢，都說自己劇本好，信誰呢？不知道。而且張嘴都要好幾千萬好幾百萬，不知道給誰啊。」
他的言談之中頗有點冷靜甚至冷酷，或許是因為被現實打磨的經曆使然。此前他在西安給電視台拍欄目劇，見過「全民導演」的盛況：「我們這樣野生的團隊有好多個，一輛金杯麵包車就能坐下整個攝製組。」最誇張的時候，周末兩天拍攝，第一天拍完，金杯車司機第二天就不來了——「他也組了個劇組，當導演去了。」
忻鈺坤之所以自嘲「野生」，是因為他雖癡迷電影卻沒考上北電，後來以曲線救國的方式上了攝影系的進修班。在謀生過程裡，每次一有動搖，他就去讀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以自勉。
拍《心迷宮》時也頗多周折，開機前一天資金還沒到賬，當天收到了10萬元的款項——整個拍攝期間，就是依靠這樣一點一點打回來的錢，忻鈺坤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
2015年，《心迷宮》上映後以170萬製作成本斬獲1067萬票房，憑著這樣的成績，他大受追捧，得以重新開始製作自己當年放棄的項目，也就是剛剛上映的《暴裂無聲》。
「所以你其實只是繞了一個彎？」記者問他。
「這種話是因為你已經看到結果了。」忻鈺坤答。
他對自己的分析也是冰冷的，「在那個瞬間，我只有兩個選擇：堅持我自己的東西；做製片人要的東西。前者一片迷霧，後者雖然也不是很透亮，但可見度更高一些，我選擇了更有可能性的。」
文牧野則屬於那種處女作就能得到專業電影機構投資的幸運兒。他簽約寧浩公司的青年導演計劃，首部故事長片《我不是藥神》就有寧浩和徐崢兩位大腕月台，不僅不需要操心錢，還有極大的創作自由，比如，「所有演員都是我決定」。以至於寧浩提到徐崢對主演有興趣時，文牧野都可以思前想後，考慮一周后才接受。
▲徐崢、文牧野、寧浩在開機儀式上合影
他承認自己幸運，同時強調，「就算天上掉餡兒餅，你也得接得住不是嗎？」
在被餡餅砸中之前，文牧野同樣花了很多年，才成為這個「配得上幸運」的人。從東北師範大學畢業後，他和六個同學一起從吉林來到北京，大家一起合租，一起拍廣告賺錢，一起拍短片燒錢。如今，當時一起北漂的同學當中，已經有4人回了老家，結婚生子。只不過，他是其中唯一一個，一邊漂著一邊堅持考北電導演系研究生的人。
片方撤資、素材被騙、剝奪署名……滅電影者，電影人也？！
電影行業，確實魚龍混雜！就連見過大風大浪的郭德綱，在為自己的電影尋找後期公司時，接觸一圈下來也感慨：「滅電影者，電影人也。」
對於初入江湖的青年導演來說，「江湖險惡」不是一句戲言。青年導演牛超表示，在進北電導演系的第一節課上，他的導師田壯壯就說：「今後只希望你們在經曆了拍電影的過程之後，還能愛電影。」
當年的年輕人拍著胸脯說那必須的，然而10年之後他的答案雖然未變，但心境卻變了很多，「如果能回到那一堂課，我一定會抱著師父先哭一次。」
上文提到的《西北風雲》，導演與出品方頗有淵源，前期其樂融融，結果拍攝10天後矛盾叢生，最後資方撤資，跟導演反目成仇，甚至要對簿公堂，電影自然也血本無歸（點此回顧）。
而在邵攀在為《bike與舊電鋼》準備後期的時候，遇到了一名製片主任，對他很是熱心，主動表示可以幫他發行，為他做監製。
邵攀當場被感動了，「我覺得有人能這麼熱心的幫你，我願意相信他。」可事情後來的走向卻讓人不可思議，竟然騙走了素材母帶，最終只能用非正常手段才能把素材拿回。
忻鈺坤也對記者提到了類似的情況。《心迷宮》之後，找來的項目「一直不斷」。但一來他性格謹慎，二來社會經驗也比較豐富，大多數情況下都持觀察態度。「第一是項目真的不靠譜，故事也讀不通，就會覺得很怪，也沒明白他們要幹什麼，著急去碼這個東西。」
第二是他能意識到，「真的有很多陷阱在裡面，你也不知背後是什麼關係。很多人拿著劇本找你，問你要不要參與，但你發現他也不是投資方，似乎也要拿著你去找別人的錢。我就在想，這個錢找回來真是用來拍電影的嗎？」
從香港到內地發展的導演陳小煒對記者介紹，15年夏天他曾接了一個網大項目，合同簽了，劇本也改好了，甚至他已經去實地看過景了，遇到了對方臨時毀約：「說我要求太高了，不配合。然後他們發了一個視頻來，把合同撕了。讓我也發一個視頻過去，把我這邊的合同也撕了。」
後來他發現這個項目拍出來了，換了個導演，按照他改的劇本，只是沒有搭景。「我當時砍人的心都有。」
他當然沒有行動，習慣性地感慨了一句：「這個圈子就是很low。」
「那你沒有考慮過回香港嗎？」記者問。
「沒有。」他不假思索，「這裡機會還是多的。」
據說，在做青年導演調查，有一個問題是：「中國電影產業最缺什麼專業人才？」
在備選答案中，58%的人選了專業製片人，12%選了專業投資人，8%認為是編劇。然而還有一位受訪者，沒有勾選既定選項，而是憤然自行填寫了答案：「好人」。當發布會上主持人朗讀到這條的時候，全場掌聲雷動。
聽自己的，還是聽錢的？
一個新導演憑藉才華，很有可能得到資本青睞通過第一關，憑藉大量謹慎與基本運氣，也有可能躲開路上的坑而通過第二關，但是如果遇到資本幹涉創作時，這樣的第三關應該怎麼過呢？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去年自縊的導演胡波。電影學院畢業後，胡波帶著自己的《金羊毛》參與FIRST電影節創投，成功簽約冬春影業。然而在項目執行階段，導演與出品方產生了巨大分歧：胡波堅持使用單機位長鏡頭，而冬春認為這種方式過於冒險，要求使用雙機位，以防後期需要「補救」——很顯然，這種要求裡，包含著出品方對新導演的不信任。
▲胡波導演的離去 ，讓人們深感惋惜
作為創作者，胡波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電影《大象席地而坐》。而後，他4個小時的電影版本再度受到質疑，被要求減至兩個小時以內。
當時擺在胡波面前的只有三條路：順從冬春，把電影做成他們想要的樣子；繼續僵持，任由《大象席地而坐》成為塵封在硬碟裡的一組數據；自己找錢，買回作品的著作權。
他走了不存在的第四條路。彷彿只有獻祭肉身，才能在資本面前爭得一點創作者的尊嚴。今年柏林電影節上，4小時的《大象席地而坐》獲得費比西國際影評人協會頒發的論壇單元最佳影片獎。
而邵攀索性走了另外一條路，通過自行承擔拍攝成本（債務）來保證創作自由。他的第一部電影《bike與舊電鋼》是紀錄片——借了一台機器，拍了兩個朋友，拍攝期間吃住都在家裡，幾乎沒有什麼成本。只不過因為拍的素材太多，花了點錢做後期——依靠賣電腦、裝機、做軟體培訓、拍廣告，以及向朋友借錢達成。
▲邵攀的《Bike與舊電鋼》在多個影展上獲獎
但第二部《安靜的人》是劇情片，預算500萬，因為涉及自己的生命經驗，邵攀除了自編自導還打算自演。此前他已簽約公司，公司認可劇本，願意全投，但有一個要求：他不能自演，為此還幫忙聯繫了一線男星和他面聊。
價值觀的碰撞由此開始。大眾看來，新導演的作品能有知名演員加持，簡直應該對公司感恩戴德，但對於像邵攀這樣自覺的創作者來說，很明顯是對他的不尊重。
「我是導演，我是這個項目的寫作者，我是它的靈魂締造者，我有權力決定主演是誰。」邵攀採訪時難掩激動，那也許是，他反覆解釋了太多次的應激反應。
之後他把項目轉回了自己手裡，嘗試與其他的投資方接洽，到目前接觸了百十來家，可想而知，沒有得到任何投資。「他們可能是出於一些行業的經驗判斷，沒有明星，又是新導演，不知道你想拍的是什麼東西。」邵攀說，「你說喬布斯沒有做出蘋果的時候，誰又能想到智能手機是什麼樣子呢？」
到現在，《安靜的人》的拍攝費用基本籌集完畢，大部分來自他自己的貸款，一部分來自於眾籌所得，預計8月開機。「負債纍纍。」邵攀描述現在的自己。
▲邵攀在朋友圈記錄下每一位眾籌人，並對他們表示感謝
在這批青年導演中，忻鈺坤的電影一直被認為是能兼顧自我表達與商業類型的典型。一定意義上，這種極具包容度的風格，正是導演的性格。2012年他脫產創作《暴裂無聲》的最初劇本，以他的性格，其實已經算是放手一搏，「花了很久時間，也傾注了不少心血」。
但任江洲建議合作《心迷宮》後，他當即放棄了自己的劇本。一方面，是因為《心迷宮》當中有他感興趣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也確實是個很有彈性的人。
「如果我是一個非常有性格的人，我說不行，我必須得拍自己的東西，你找別人去吧。然後我就寫我的劇本，寫完自己去找錢，那可能到今天我依舊什麼也沒拍出來。所以我現在還蠻感謝當時那個放棄。」忻鈺坤對記者說。
▲正是有了當年的放棄，才有了如今的《爆裂無聲》
《中邪》的導演馬凱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此前在與公司簽約時，他就已經提出自己的訴求：保持原班人馬，全程參與創作，雙方達成了共識。但如今在籌備新片的時候，公司卻還在反覆向他建議，新片中應該加入明星卡司。
「作為出品方來說，有明星他心裡會更有底一些。但我是拒絕的，我更希望看到我能控制的東西更多一點，就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創作上，而不是名氣上。我沒有想過它要（造成）多麼大範圍（的影響），讓投資商不賠錢就OK了。」馬凱對記者說。
網路大電影的出現，讓更多人擁有了當導演的機會。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未必是新導演最好的時代，但一定是越來越好的時代。因為，哪怕還沒有建立起專業分工，哪怕行業裡還是亂象叢生，但至少，這個時代已經開始歡迎「每個人都想當導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