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素白
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起，自1911年武昌首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為止，其間2000餘年對於廣大農民的形象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描述。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立國向來「以民為本」。由於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士農工商，從理論上來說，農民的社會地位僅次於處於國家管理地位的「士」。國家採取重農主義，藉以希望眾多的農國樂於躬耕於闐畝，繳納賦稅。從而維持國本，回報統治階級的「厚愛」。
與這種描述截然相反的第二種形象是史家們所蔑視與憎恨的「流匪」、「流寇」一類的描述。這些被視為「國本」的樸實農民，時不時揭竿而起，轉變為「黃巾軍」或者「綠林好漢」一類的反叛者與統治階級作對。尤其是在時局動亂或者旱澇災害肆虐時，處於絕望與生死邊緣的農民便匯聚起來，攻城略地，掀起一股股反抗的浪潮。
雖然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形象在同一個體上表現出來，但是它們卻並不是無法調和的。前文已經提到，農業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儘管到現在也仍然佔有很大的比重。當風調雨順，政治清明時。他們紮根於土地間，日複一日在田間勞作，不但不畏辛苦，反而享受於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然而一旦風雲突變，生計難以維持的時候，它們便會堅決的追隨叛軍的首領，與政府作對。梁啟超就認為：「清朝數百年的統治史，就是一部漫長而血腥的農民叛亂史」。
在19世紀，有官方記載的民間叛亂行動就多達千起，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農民身上的這種矛盾似乎已經無法調和，晚清以來內外矛盾的激化下也使得農民的反叛行為也處於一種扭曲的狀態。探究其中深層次的原因，要著眼於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非暴力改變。
中國古代的農業制度與土地所有權並不是一句「地主土地所有制」便可以簡單概括的。於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的定期耕種已發展成熟。但是中國華北地區的降水量較少，農作物的生長季也比較短。因此在這四到六個月的植物生長時期最適合種植的作物以小麥、小米一類的耐旱為主。同時，由於較為乾旱的地理環境，農民和政府都很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從商開始，政府便有組織的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西漢末年，政治上的動亂波及到公共水利事業，黃河一再泛濫，使得這一地區的農民不斷加入到叛軍中間。
隨著兩漢勢力的衰落，來自北方與西北的少數民族部落不斷地向華北以及關中地區發起衝擊。在這樣一種外部勢力的催使下，中國逐漸出現了一種與西歐封建家族相似的軍事豪族（但兩者仍然有本質上的差別）。即我們所熟知的兩晉時期的世家大族。他們修築防禦工事，組織一定程度的私人武裝，僱傭佃農以及使用奴隸進行勞作。
隋唐時期，中央又一次重新掌握了國家的權利，他們採用府兵制，並在初期實行均田制。重新將土地掌握在國家的手中。自此之後，即便地方發生分裂或者割據，甚至南宋時期，半壁江山已經被女真掌控。然而從概念上將，國家在文化認同上仍然是統一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皇權概念下的所謂「王土」，必然是整個中國的版圖。
經過上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在勤勞耕種與揭竿而起中不斷交替轉換角色，有序與無序在國家內部變換上演。也就是說，中國社會會一直不斷的重複以前的曆史，固守傳統。然而突破口在乾隆與嘉慶時期出現了，尤其是1796年荊楚一代的白蓮教起義拉開了之後大變亂的開始，嚴重動蕩的社會使得千年來農民與其他階級的形成的「和諧」局面被打破。而這一切的亂象則要歸結為這一時期爆炸增長的人口。
自明朝以來，隨著全球新航路的開闢，包括玉米，馬鈴薯、番薯等高產作物在中國的傳播。這些作物除了產量優勢之外，在山地、沙地以及旱地都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從而在17到19世紀中葉中國的土地面積翻倍。然而人口卻幾乎增長了三倍，從一億五千萬增長到肆億三仟萬。一些向來人煙稀少的地區（長江上遊，西北戈壁邊緣地帶）也有人安家落戶，數百萬的沿海人民移居到海外。儘管如此，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國家也從之前的迴圈往複中跳了出來，但是卻陷入一個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新政體的革命鬥爭，艱苦而卓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