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3月28日下午，音乐评论家拉塔利诺（P. Rattalino）正在看演出录像，电话铃响了。

一个广播电台的编辑激动地说：“幸亏您在家。刚刚得到消息，古尔达（F. Gulda）去世了。我想让您和我们谈谈您的感受，但因为再过不到半小时我们就要发布这一消息，所以请您用五分钟讲讲……只要五分钟就够了。”

拉塔利诺吓了一跳。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用沉重的口气讲了那位钢琴家对音乐的贡献。

编辑赶着发消息，听了一会就说：“谢谢，非常好！”

很快，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新闻机构和奥地利的许多电台、电视台都发布了古尔达逝世的消息，音乐界给那个古怪的艺术家很高的评价。

几天之后是复活节，古尔达连续搞了两场自己“复活”的晚会。

不久之前，那家伙对记者说：“我活着的时候，大家讲了我太多的坏话。我不想把这些东西带进坟墓。”于是，他给报社发了一个电传，说自己死了，看看媒体的讣告和音乐界评论会讲些什么。于是有了前面讲的闹剧。

音乐家们知道上当了，非常愤怒。

古尔达却满不在乎。

弗里德里希・古尔达（德语：Friedrich Gulda，1930年5月16日―2000年1月27日）

二

事实上，原来新闻媒体和音乐界对他很友好。

1930年5月，古尔达出生于维也纳。父母都在学校里当老师，父亲喜欢拉大提琴，母亲喜欢弹钢琴。小古尔达五岁的时候，父母请了一位钢琴家教他。

后来有人问：“您是自己决定学习音乐的吗？”

古尔达说：“我对音乐很感兴趣，但却是我的父母把我带到了音乐世界当中，……决定绝不是我做出的，正如我说过，孩子们是不会做决定的。”

七岁，古尔达开始在维也纳音乐学校学钢琴，十二岁考进维也纳音乐学院，跟最有名的赛德尔霍甫（B. Seidlhofer）教授学钢琴，跟马可斯（J. Marx）教授学音乐理论。马可斯教过钢琴大师塞尔金（R. Serkin），所以后来古尔达的儿子保罗（P. Gulda）远赴美国拜塞尔金为师。

古尔达弹得很好，十四岁就在金色大厅演奏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十六岁，他夺得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当时国际音乐竞赛不多，日内瓦的比赛地位很高。

十七岁，古尔达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钢琴毕业考试。第二年，他在欧洲各国举行了三十多个独奏音乐会，弹巴赫、贝多芬，弹舒伯特、肖邦，还弹德彪西和普罗科菲耶夫。后一年，他在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国家演出三十多场。1950年，古尔达独奏七十多次，其中一场在著名的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他成了国际瞩目的钢琴明星。

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W. Backhaus）原来弹贝多芬弹得最好，被当作贝多芬再生，有“琴坛雄狮”的称号。评论家预计古尔达会成为德奥古典钢琴风格的传人，成为另一个巴克豪斯。

他们没想到，这时候出事了。

几年前，古尔达去日内瓦参加比赛，住在一个瑞士家庭。这家的两个孩子喜欢爵士乐。他们放唱片的时候，古尔达感到厌烦。谁知他很快就爱上了这种美国黑人的音乐。在卡耐基首演之后，古尔达跑去纽约的伯德兰爵士乐俱乐部（Birdland）。当时的机械留声机跟现在的高科技音响完全不能相比。爵士乐的现场演出使古尔达受到震撼。

他着手研究爵士乐，1952年开始公开演出，再过三年出版了第一张他自己创作、改编和演奏的爵士乐唱片。

三

古尔达并没有背叛古典音乐。

1953年，他录制了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奏鸣曲，还跟世界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一起公开演奏莫扎特第二十四钢琴协奏曲。1954年，他在萨尔斯堡的莫扎特国际夏令营开大师班，讲授古典钢琴音乐。后一年，他一边录制爵士乐唱片，一边建立了“古尔达古典乐团”。

也在这一年，十三岁的阿格里奇（M. Argerich）得到贝隆总统（J. Perón）的帮助，从阿根廷到维也纳跟古尔达学习。以后一年半，小女孩每个礼拜在他家上一到两次课。古尔达教她弹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还教她弹勃拉姆斯、拉威尔和德彪西。成名之后，阿格里奇说，在她的一生中，古尔达的影响最大。她的演奏无疑受古尔达影响，她讲话直率甚至有点粗鲁，也是古尔达的风格。

1955年夏天，古尔达到萨尔斯堡开第二次大师班，带着阿格里奇。阿巴多（C. Abbado）是班里的学生，正在准备弹奏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古尔达让阿格里奇用钢琴为他弹乐队的协奏。后来三个大名鼎鼎的古典音乐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1958年，古尔达又完成了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的录音，随后由笛卡公司（Decca）出版唱片。这是他第二次录制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全集。古尔达说自己可以先弹莫扎特、贝多芬，两个钟头之后就上爵士乐俱乐部。这是真的。随便举个例子：1966年5月27―31日，他跟欧洲爵士乐团在维也纳和柏林演出。6月5日，他就跟维也纳爱乐乐团一起在金色大厅公开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古尔达受到不少攻击，这有他自己的责任。这家伙讲话太冲，难免得罪人。从1960年代中期起，他的音乐会往往上半场弹古典，下半场来爵士或者他的“自由音乐”，有时两边不讨好。后来他干脆不给节目单，到时候想弹什么就弹什么。另外，古典音乐家上台都穿黑色礼服或者西装加白衬衫，打扮得跟企鹅一样。古尔达表演却穿花衬衣或白色套头衫，戴顶小圆帽，吊儿郎当。但主要的毛病是：古尔达分明干得比绝大多数古典钢琴家都好，因为同时玩爵士，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不宽容的人特别容易生气。

1967年，古尔达在阿美迪欧唱片公司（Amadeo）弹了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三次录制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的音乐家。

四

笛卡
和阿美迪欧公司把古尔达第三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和他弹的其他一些贝多芬音乐盒装出售。有朋友送给我们一套。

太太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音响，先听两段大提琴，让耳朵进入状态，然后开始比拼。

我挑了贝多芬《月光》的第一乐章。

根据史料记载，《月光》写的不是月光。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发表的时候没有标题，那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后来评论家起的，跟贝多芬的想法无关。艺术的第一追求是美。有些作品就是创造美，并不宣扬什么。听众和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作出不同的解释。最傻的是硬把艺术往阶级或者政治那头扯。

1979年夏天，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对小提琴家斯特恩（I. Stern）说，莫扎特是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先锋，所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这在国际上被传以为笑话。李先生自己也挺后悔。当时文革闹完不久，李先生没能摆脱极左风气的影响，情有可原。后来再看到一些人瞎起哄，我就想问：先生，这样干，你儿子知道吗？

我先放一位钢琴大师弹的《月光》。那是段著名录音，弹得很好。接着，我放古尔达的版本。两人马上觉得，古尔达弹得更美。乐曲一开始特别宁静，后面是非常细致的刻画。古尔达右手弹出的高音明亮清雅。左手的低音是他一大特色，在《月光》的第一乐章里很柔和，很深沉。对比之下，古尔达的音色丰富得多，微妙的变化构成了美妙的画面。

好些评论家说，他的《月光》天下无敌，可能的确如此。

听过优美的《月光》第一乐章，我们想来点雄壮的。我拿了张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三星带花的顶级名盘，播放贝多芬《热情》的第一乐章，然后放古尔达的录音。《热情》也是评论家起的名字。但跟《月光》不同，这个标题没有什么争议：那首乐曲确实充满激情。第一乐章音乐从轻到重的跨度很大，古尔达处理得比前面的著名录音还要好，力度更强劲，而发展却更流畅。

笛卡和阿美迪欧的套装还收入了古尔达1973年重新录制的《热情》。我们顺势又听了它的第一乐章。这个新录音跟六年前的演奏一样热情澎湃，但音色更加丰富，强弱明暗之间有无数变化。

20世纪是中国物质生活方式革命性改变的世纪，如果说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变化很小，人们几乎都生活在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物质文化之中，那么从20世纪开始，中国人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变，几乎都是西方物质文化传入的结果。

当然，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口岸城市，受西化影响早一些，但是像成都这样的大多数中国的内地城市，根本的改变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虽然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商品便开始登陆成都，但直到20世纪早期才广为大众接受。这种趋势可以在一位地方文人的写的竹枝词中的抱怨中看到：

不解何心尊异域，

中华造作等弁髦。

夸来百货洋真好，

买得些微兴亦高。

国外产品主要来自法国、英国和日本。它们取道长江进入中国内地，包括服装、鞋类、钟表、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烟酒、水果、药品、食品、磁器制品、纸张和文具等。日本人山川早水便注意到：“这些商品物美价廉，精致美观，很符合中国人的品位。”

如成都最早的购物中心劝业场，有商店出售望远镜、金银钟表和西式小鼓。另一家商店为招揽顾客而用留声机（当时称为“留音戏”）播放“高雅”的音乐，据称来到他们的商店就像是在剧场里听音乐一样。

“留音戏”

成都还出现了照相馆，人们可以穿洋装扮洋相拍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新奇的东西。

成都早期照相馆的广告

新开的商店开始出售中国和外国制造的玩具武器，而提督街那些传统出售弓箭的商店则越来越不景气。1920年后，外来商品已占领了相当大的成都市场，这使一些店主感到不安，他们在评论每年一度的花会时说道：

骈罗商品无余地，

外货多于国货陈。

土物不来难比赛，

提倡催促更何人？

随着日渐增多的外国产品涌入成都，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据清末《通俗日报》报道，过去由于本地产品价钱低廉，那些年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老百姓仍能养活自己。但随着清末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本地产品的价格直线攀升，从而导致了手工匠人和其他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日渐困难。

20世纪初成都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变化尤其表现在新交通工具上。三种新的交通方式――人力车、自行车和汽车――相继出现在清末民初。

人力车是1906年从日本引进的，当时商务局责成傅崇矩制造本地人力车，仅用于花会。不久即达到一百多辆，人力车夫都统一着装。

几乎在同时，成都人开始骑上了外国制造的自行车，由于来自外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行车在四川仍被叫做“洋马”。当时也有四川人仿造的自行车，但十分笨重，“以铜板为轮，约重一二百斤，须四人抬之，方能过门限，亦可笑矣”。

早期的木轮自行车

1920年代成都出现了汽车，当一辆美国制造的卡车第一次作为交通工具出现时，很多好奇的人都涌去观看，他们把卡车叫做“洋房子走路”或是“花轿打屁”。因为对那些从未见过汽车的人来说，排气管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放屁。

当然还有人被这个新玩意儿给吓坏了，当时报纸都把汽车叫做“市虎”，因为汽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经常是致命的，好像老虎吃人一样。

汽车的出现还诱发了许多谣言，它被描绘成一个会杀人的怪物，它的“屁”还能散发出能致人死命的毒气。据说大部分的谣言来自人力车老板和人力车夫，他们希望通过谣言来和这个新的竞争者对抗。十几个人力车夫还到码头去示威，抗议卡车的出现。

由于常常有汽车撞倒人力车夫的事故发生，人们害怕汽车会带来危险的顾虑决不是无中生有。但这一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确实为道路建设带来了进步，因为它要求修建质量较好更宽的道路。

配合新交通工具的出现，当地政府也力图改善城市街道。1920年初，军阀杨森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道路修建工程。这一举措的确改善了一些地方的道路条件。比如，推车巷用石板铺了街面并盖住了下水道，据住在那里的外国教师徐维理(WilliamSewell)说，它成了“一条真正的大道”，崭新而坚硬的泥灰路面覆盖了旧时车辙，铁轮鸡公车禁止驶入该道。

春熙路也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它位于总府街和走马街之间，成为继东大街和商业场之后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成都街道的改造为四川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一位英国外交官感到“这时的四川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化程度，许多大城镇都很现代”。成都在过去的几年中经历了“一场全面的改造，它的街道宽敞平坦，房屋商店鳞次栉比，卫生设施完善齐备”。

今日成都春熙路

在这一时期，成都的其他基础建设也得到了改进，特别是引进了自来水、电力和电话。劝业场第一个建立了自来水装置。成都最早的“自来水”是由水车从河中取水，注入到市里的水池，再由挑水夫送到居民家中，故有人将这讥讽为“人挑自来水”。

1909年《通俗日报》上的这幅图画展示了这种早期的自来水装置和挑水工是如何送水的。图片上的解释说道：“自来水用人去挑，名实不符多，尚待改良。”

当西式自来水装置出现在成都时，
许多挑水夫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尽管居民们对这些挑水夫深表同情，但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使用如此方便的自来水。随着成都现代化的推进，许多下层民众遭遇了不幸的命运，他们因此失掉了自己的生计。

与此同时，成都开始使用电灯，这一举措重新构建了城市生活，尤其是人们的夜生活。开始时电灯仅用于劝业场的商店、茶馆和公共浴室。随着电灯的安装，市中心区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中许多来到市中心仅仅是为了观看开灯的那一瞬间。

每天晚上茶馆都挤满了顾客，一边喝茶一边等待夜幕降临，开灯的时候，“电灯骤明，华光四射，欢声雷动”。因为“自劝业场电灯开后，游人如织”，刺激了茶馆的兴办。到1909年，据地方报纸称，“成都茶园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那些新开张的茶馆里，“主人亦应接不暇，后来者均有座满之叹”。

同年，启明电灯公司开始为主要的商业区域提供电力。包括上新街、中新街、下新街、总府街和中东大街，这使商店得以在夜晚继续营业，从而吸引顾客和逛街的人。

一开始，大多数人家里都不用电灯，因为电灯比煤油灯要贵得多。但是，启明电灯公司将电灯价格下调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成功地吸引了大量顾客。电灯不仅使商店得以在夜幕降临时能够继续营业，而且鼓励了人们到灯火通明的公共场所度过夜晚的闲暇时光。

这个时期在成都出现的另一个现代化的设施就是电话，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的发展过程，但是1909年的资料说明，当警察为了更快地对自然灾害和犯罪作出反应而架起电话杆时，谣言就传开了，说电话会给城市带来厄运。警察发布了通告，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谣言。

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同样刺激了时尚的发展。据《成都通览》报道，尽管成都与外界相对隔绝，但每年女性的时尚装扮都不相同。傅崇矩写道：“衣服妆束，随时改变，一年一变，大约因戏台上优伶衣服式样，为妇女衣服改革之模范。”

广告中的时髦女郎

成都妇女也受长江下游风气影响，所以“近来妇女多下江妆束，前留海也，画眉毛也，短袖口也”。随着风气的改变，成都“近年大脚风行”，为顺应这种变化，“鞋铺添出一种特别生意，专售放脚后所穿之靴鞋，蛮靴样小，颇觉可人”。

年轻人也开始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可见“洋派”在内地也成为了时尚。随着现代学校的发展，学生们的校服有了一些共同特点。一位传教士观察到：“在街上遇到的学生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校，穿着不同的校服，但无一例外的都是高帽、长靴、西式长裤和制服。制服上通常戴有黄铜扣子、金色穗带、银色领口和左袖上绣着的代表不同学校的龙，亮灿灿地，很是耀眼。”

《通俗画报》刊登了不同风格的帽子和衣服的式样，仅帽子就有24种。图中的帽子和男女服装，使我们了解到一些20世纪早期成都“人们的新形象”。

男子服装

帽子

新式交通工具、自来水和电力的引进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利，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20世纪初是一个传统意识形态和物质生活与西方观念和生活方式共存的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他们已开始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并愿意将某些新的东西纳入他们的生活之中。

中国近代接受新事物的规律是，先接受物质，然后接受技术，继而接受体制，最后才是文化。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逐渐渗透进入了精神生活，人们不仅能接受新的时尚和娱乐方式，也逐渐接受了新的思想。因此，西方新物质生活方式是最容易传播的，但是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接受，就艰难和漫长得多。从洋务运动造洋枪洋炮，到改良维新改变政策，再到辛亥革命建立新制度，最后到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便是遵循了这样一个清晰的轨迹。

（本文原标题：西方物质文化在近代怎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前几天香港气象局挂了十号风球。台风天鸽在香港盘旋，平均每小时风速达176公里，因为住在九龙，门窗外的绿树摇摇摆摆，风呼呼的吹，还不觉这台风的威力。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港岛东边有一处叫杏花村的，因为临近海傍，海水倒灌，荧幕里那一大波的海浪冲上岸边，再退，再有更大的一片，冲得更猛烈。若那时有人在，可能会被卷入海里或被撞击到岸上随处一个坐椅、建筑。我看了赶紧传了短讯给住在杏花村的朋友问候，看来天鸽的破坏力，不可小觑。尤其是靠近海边的小区，一碰到台风来临总要心惊胆跳。

我是在这杏花村生活过十几年的人，经历过一次十号风球，那是2012年，那一天，只听见那宛若由地狱无间发出的暴风，拍打着落地窗，露台上的花草早就不成样子，但不敢开门去救，雨势凄厉的扫着，望落整片大海灰蒙蒙的，像地球之末日。

这世界被接管了，大自然在那时是充满怒气的暴君，平日我们人类是王是主子，但平日安静的大自然，总会突然来一个反击，像是警告：人类的伟大渺小，并不是由人类自己决定，最后，还是要看老天爷的喜怒。

有一次八号风球，我们正由外地返港，一家三口开车顶着风，雨刷刷不走那如瀑布式的雨势，战战兢兢地到了住处，足足多花了一半的时间，最可怕的还是由停车场走到住处，三个人紧贴着，深怕那风吹走了其中一人。怕突然跌落的树干或铝窗，会伤害其中一人。那惶恐，深深留在心中。

小时候，家住台湾花莲，每年夏天总有几个台风来袭，年幼也不理天灾会有什么影响，小孩的心总关注在玩上头，最开心不用上学，一直到有一次，洪水灌到家里来了，看到熟悉的家具、床柜都浸了水，父母慌张的领着我们几个小的，什么也来不带，就出门到较高的地方，找亲戚借住，那时才看到大人眼神中的绝望，涉着水走向看不清的未来。

而那一次之后，我不再对台风警报有开心的感觉。那浮起来的在黄色污水上的我的书籍我的笔盒，我的财产，因为大自然的一次飓风全部泡汤，不再属于我，让我领略人类有多么的渺小无助。

浮在水面上我们辛辛苦苦建构的家园里的器物，大人们花了半生时间想拥有的一间栖身之所，一场风雨就把我们打回原形，大人们悲苦的彼此安慰：“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卑微的，像对老天爷的敬畏呢喃，也像对人生的无奈叹息，我由老辈那里看见对自然无常的恐惧。

这辈子对大自然一向充满赞叹，美丽的高山湖海，静谧的森林，卢梭的《湖滨散记》（又译《瓦尔登湖》）里的瓦尔登湖，是我对自然的向往；瑞秋・卡森那本《寂静的春天》，到现在仍是环保人士奉为圭臬的读物。更别说“看见台湾”那齐柏林镜头下蜿蜒的山河，绿色的土地带来的震撼。

可是，原来残酷的自然更令人惊心，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梅尔维尔《白鲸记》和康拉德那本充满暗喻的《黑暗的心》，险峻无情的海洋，毫无悲悯的自然，总在宣告人类再如何的气，都避不过一场风灾、一场地震。

《白鲸记》里那对着海洋怒吼的船长，对大自然那不可理喻、突如其来的惩罚，人类掌握不到的也难避得过的天灾，在我们状况之外的所有无常之事，我们抱怨、发怒，好像不依着我们规矩走，就是不对。可是，天地不仁，他既不慈悲其实也不严厉，他没有变，若真有变，那是人类，让地球成了一个脆弱、多病的主体。

在美国德州，四级飓风哈维登陆，而且连续五日在德州徘徊，是2005年来最强的一次，有30万户人断电，水灾泛滥，电视画面上亦是满目疮夷。当地政府不断开发湿地草原，兴公路以便城发展，在低洼的泛滥平原兴建了7000户人家。所以才有这次天灾下的悲剧。

悉尼也有暴风，天晴空万里，但屋顶塌下来、树倒、巨浪六尺高、玻璃粉碎，八号风球。有行过悉尼大桥的火车，在晴空万里下，因电缆断裂，车卡在桥上。数万户人家停电。

更别说澳门这次灾情惨重，多人死亡，许多人家园成为废墟，街道恶臭，住在高楼的人，门窗被飓风打烂，风雨直灌进来。断水断电，无电话无网络。我们以为蜗居在城之中，有坚固的楼宇，有完善的设备，比乡下安全？别傻了，当天灾来袭，人口集中的城伤亡毁损的数量，一定比乡下要惨重。

不到两天，又另一个八号风球帕卡来了。而现在，可能又有个风球要挂起。已经9月初，时序已进秋，但是，今年的台风，看来还是没有停息之意。随之而来，又有一个。

每一次天灾，不管是台风、地震、冰雹，死伤的人数不管多寡，我们说，是老天爷生气了，是大自然反扑了。是我们人类，做了太多伤害我们土地的事。污染、暖化、不停地开发，连巴西被保护的热带雨林都要被开矿，所有山海全要据为人类所有，我们未能和自然好好相处，却要自然善待我们？地球不是人类的，也是其他生存其中的动物植物的，我们分享，而非独占。这样的观点很陈旧，但还是值得保存。那些环保团体，只是提醒人类，共生共存这地球才可以不那快就被干用尽。

我走在灿烂的阳光下，那前几日的风暴好像已经离得很远，一切又回归正常，城迅速的又在它的轨道上运行。只是天空上的云朵慢慢聚集，像预告着什么，我仰头看到树叶筛下的细细的阳光，在跳舞，我先暂时享受这样的自然予我的美丽，而暂时忘却，它的另一面。那阴云靠拢那一面。

（本文原标题：敬畏自然）

时代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的理想主妇不过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基本就是“仪态得体，勤劳持家”这两点要求。

十年前这个理想与时俱进，开始有升级版：“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厨房，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查得出异常”指查得出IT系统异常，“杀木马”指给电脑被入侵后懂得怎么解毒，信息时代嘛，这些公司中后台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已经延展到家庭，主妇出则可以在公司部门独当一面，领一份高薪，入则可以斗小三，保证婚姻美满，眼花缭乱吧？

最近有更新的更强悍的“十全女”：一个以国内年轻已婚女性白领为精准投放的热门公号，公号主持以自己的精彩人生为楷模：有儿有女，有事业，麦肯锡前合伙人，跑马拉松，还有马甲线。

在取关前，我自问，会走路，能行长途，这算人生成就吗？

《辣妈正传》剧照

更震撼的女德口号：口号其一“做妈妈就要做辣妈”，超模生完孩子后没几个月可以走维秘秀；（生完孩子后的几个月，不要说身材，我的脸都是肿的）Angelbaby生完就瘦瘦的；网红哺乳期都有马甲线……除了相貌上天差地别，伊万卡生了孩子还是商业帝国决策人；黎姿拖儿带女三个娃，照顾卧床不起的弟弟，再把公司做上市；（你呢？）英国的英雄母亲既是九个孩子的妈，还是一个基金经理……（你呢你呢？一脸黑线）

一惊一乍的新闻毕竟限于超级女人们在名人圈里行的神迹，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打击人的对育儿责任新定义――“陪伴”，你必须陪伴，精英幼儿园明确表示优先录取母亲全职在家的孩子；“陪伴”意味着数学、英语、钢琴、棒球、网球、手工，你都得样样在行――保姆不可信，隔代不可教――这种貌似堂皇的育儿理念，真真是把女人往绝路上逼！

相比之下，上厅堂下厨房基本是可努力的目标，“杀得了木马，查得了异常”可以理解为鼓励女性成为独当一面的职业妇女，而“陪伴育儿”是什么？陪伴育儿意味着女人再次退回到家庭中，以教育的名义，把女人跟孩子捆绑在一起，徒刑期远远超过婴儿期。

即便是妈妈愿意这样做，孩子呢？孩子能够忍受一个十项全能的妈妈24小时泡在一起吗？难道孩子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社会生活？难道孩子不该有独立探索世界的机会？如果母亲必须十项全能，还需要社会分工干什么？还需要教师和学校干什么？一个人的私塾，这是社会倒退。

《辣妈正传》剧照

纷纭不一的理念，头头是道的说教，让你不能安安静静做一个母亲了，你的孩子也不能安安静静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了。我们看着别人家的超级母亲（五十年前她们叫“英雄母亲”），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发现自己和孩子基本一无是处――“别人家的孩子”13岁读浙江大学医学院，暑假在家读完一本遗传学；“别人家的孩子”15岁科大少年班毕业，拿麦卡锡天才奖，在哈佛做终身教授，排队等诺奖……这种简单的火箭爆发式的人才观，让相信“起跑线”一说的中国家长急想撞墙。横向比较的结果你是零，你的存在价值什么都不是，你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个！

对于现今海量的、越来越密集的、跨国际的、实时的、横向人生比较而制造出的焦虑感。我先怪罪新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都是刷屏之祸，是无良媒体为了抢读者眼球，制造流量高峰而拼命推出社会八卦的结果。

在我成长起来的1980年代，父母之间攀比孩子，其范围不会超过“厂里的同事”和“楼道里的邻居”，这两个人口非常有限的取样群，连同年级的同学数都比现在少很多。比如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才六个班，三百多人。有限的资讯让来自外国花花世界的消息，无论是“一夜暴富”还是“天才叠出”还是“小三当街遭剥光暴打”这种热点非常罕见，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人比人的范围很小，很难想象一个坐月子的中国产妇会把自己跟维秘的超模比。“非死不可”和“朋友圈”还遥远呢，好胜的你无法和天下人去比。

但是全透明的新媒体，“非死不可”和“朋友圈”，即时手机新闻推送，打碎了名人生活和普通人之间的间隔，让新闻主要是八卦新闻以5G速度流动。社会阶层之间信息藩篱没有了，或者说阻隔信息流动的墙变成全透明，以至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公之于众，都可以攀比：“三万钱撑起一个暑假”的刷屏刚刚过去，更强的是“拒绝三万块钱撑起的暑假”――“我们三岁周游28个国家，和英国首相亲切交谈。”诸如此类，这些没头没脑的新闻，瞬间在你手机上传播开来，你服不服？

360度无死角，既无常识也无上下文的攀比，人开始区分赢家和输家，要“赢在起跑线上”嘛，不赢你当然就是一个loser，非此即彼，这种两极化的价值判断没有中间地带，几乎是一个零和游戏，它缺乏一个安稳平静、不好不坏的中间过渡区。而恰恰是这个宽阔中庸的过渡区是社会和谐、岁月静好的群体心理安全岛，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归零，这个过渡区显示的是一个社会大部分普通人的心安自在。

对人非赢家即loser的分类，破坏掉的正是做普通人的自信和过普通生活的尊严，输掉的是安安静静做人的底气，你必须暴富，天才必须大爆炸才算，大器晚成，大器不成，是要叫人笑话甚至鄙视的；女人在拥有金光闪闪的履历时，还要颜值高并且随时亮出肚皮展示什么线――就是要不停地证明自己的价值，随身拿出自己的过人之处来展览／显摆／炫耀，看看我没有一个死角是差的或者矮人一头的……

从何时开始我们开始这样待人接物？从何时开始我们是这样的焦虑？英文叫“ratrace”，耗子赛跑，一场漫长的无止境的比赛，抢资源，抢曝光，抢眼球，抢生意，抢滩，抢先，抢拍，抢购，抢话，抢道，抢盐……抢热钱，抢占市场，“抢占人工智能的高地从中小学生抓起”（标题见财经网的新闻，注意这一句话里两个动词，“抢”和“抓”）。

怎一个抢字了得！人生如战场啊。抢不过别人，落后了，连你孩子都会看不起你，比如前几天“知乎”上一个热点讨论，10岁的孩子看不起自己的穷父母，“奥数，围棋，滑轮成绩都好，全班考试成绩第一，口语也很棒。他说他爸妈不配有他这样的好儿子，父母没有什么钱，只开得起十几万
的日产车，全班同学都用Iphone7，就他只有儿童手表”。可见赢家输家的零和游戏是无师自通，我们怎么看待别人，我们的孩子就怎么看待我们，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言传身教。

说起来，我自己家中还有一藤校博士，因为工作缘故他经常很焦虑，在他最焦心的时候，见到陌生人时他作自我介绍，三句话后就能孔雀开屏一样带出自己的藤母校，提到藤系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导师占了他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分之二。他这种开屏姿态，恰恰都发生在他心情最低落，最需要鸡血鸡汤之时，炫耀的需求峰值跟个人焦虑的峰谷基本重合，所为者何？心虚呗，自信不够呗！

《大家》前几天一篇头条文章，高调宣传天才的人生之路。文中罗列长长的天才名单，名单每多一个名字，估计中国家长焦虑的内火就增加一分。能不急吗？自己不赢还不够，孩子也坐实了输在起跑线上。这种世界天才的运行名单，很像小公司创业的成功率。你见到的，浮出水面的，都是闪闪发光的，志得意满的，媒体宣传的光都聚焦在这些少数的成功者身上。媒体没有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天才人生，其实多如垫底的失败创业小公司，2015年福布斯统计，创业小公司的失败率是90%，（见福布斯2015年1月16日的文章《那10%的极少数是什么窍门成功的？》），这些聚光灯之外巨大的沉默的一群，各自组成水面下的冰山主体。

这种把目光聚焦在区区几个成功个案上的认知误区，在统计上和股市上叫“存活率偏差”：旦凡叫你看到的，在媒体中大放异彩的，在股市上增长业绩显著的创业板小公司，都是已经成功的，浮出水面的，他们不能代表那没有存活的“大多数”，他们的成功故事不能说明行业困境。

换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是冷笑话说的“没来的人举手”，没有活下来的公司举手。如果你看到没有人举手，就以为全出勤，这是你的认知误区。在媒体讴歌天才，让读者羡慕人家的人生之路之炫目时，最好稍微拿出全面的统计数据，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中，多少是一帆风顺，一步登天的天才，多少是普普通通坐冷板凳而乐此不疲的学究……

而作为家长，你就不能全听全信这种天才赞歌然后回到家去打孩子，你在为自家孩儿或者自己没有斑马线只有大肚腩焦虑失眠的时候，要记住你的人生焦虑是可以换来流量的，而如今流量意味着热钱。

崇拜天才和崇拜超人是一个意思，不幸的是这种崇拜是我们生活时代的主旋律。自我保护的办法是不信邪。世界之大，你若想放得下一张安静的沙发，在芸芸众生的抢与抓中，你和孩子想做一对幸福健康的母子／母女，你得屏蔽那些噪音。

看诺兰的《敦刻尔克》确实需要尽量好的观影条件。

这并不是一部常规的战争反思片，没有一个正义化身的主人公引导你思考，让你投入激情与回味，也没有家书、相片的亲情一刻，甚至也没有常规意义上的战友，常规意义上的敌人，以及常规意义上的血肉横飞。它也没有纠结于历史的真假对错。

准确而言，这并非一部关于历史上的某个重要时刻的回忆。

所谓回忆，必然是有回忆者的主观印象和评判的，有适合于回忆者的需求的剪裁和取舍。而《敦刻尔克》并没有谁的主观印象、评判和裁剪取舍，它也没有某一方的立场判断。

它实际上就是赤裸裸地抵达历史现场，重新发动了一场战争。

如此一来，《敦刻尔克》似乎更接近一部硬科幻的观影感受。观影者在一种类似虚拟现实的体验中感受了这场以撤退为目的的战役，并可以用上帝的视角穿插进入陆海空三军的三条时空线，在三条时空线的平行与交汇中，浸入那场战役宏大而又具体的细节当中。

《敦刻尔克》剧照

（以下可能有剧透，慎入。不过说实话，这部电影剧不剧透都不影响观看。）

陆上，一周，跟随一个英国士兵汤米逃出那片死亡海滩。

影片从一开场就毫不留情地把你抛进了一个到处是看不见的冷枪的街巷，敌人的传单乱飞，字幕一句紧似一句，音效密集，紧张的情绪瞬间包围全身。年轻的英国士兵汤米为躲避枪弹越过栅栏，然而枪弹又毫不留情地跟了上来；汤米越过法国盟友的战壕，一个法国兵对他大喊，“跑，跑，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

汤米在喊声中狂奔的那一瞬间，镜头仿佛突然拉长，越过时空，来到了那片挤满士兵的海滩。在一个难得和平而短暂的如厕中，他遇见了一个正在埋尸体的法国士兵，两个人于是搭成了逃亡二人组，一路抬担架、上军舰、军舰沉，上商船、商船沉，跳海中、海中漏油起火……这可怜的陆军士兵被水折腾得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溺水者。

空中，一小时，跟随三架英国空军喷火式战机编队“打灰机”。

这条时空线比陆军那方面“舒畅”一些，比起其他两条线来，这条线上起码有跟敌军的遭遇战，有打下敌机的小小胜利感，另外两条完全看不见敌人，只能被动挨打。

《敦刻尔克》剧照

不过，空军线的紧迫感又是最强的，这种紧迫感用三个任务来加强：其一是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要打八架飞机；其二是油耗，只剩50个油，而且油耗表坏了看不见油耗；其三是海上迫降，从密闭空间中逃生。

诺兰在空军这条线上采用了80岁老爷机上架设IMAX实拍的办法，所以空军线实际上是这部电影中具有影史意义的一次拍摄，其紧张感甚至比《地心引力》还要真实得多。前面提到的硬科幻的观影感受，其实最主要是从空军这条线上来的。

与空中不断成功打下灰机相比，这个小型空中编队其实又是这场战役中最孤独的一个时空线，他们其实是在战友看不见的空域与德军战机周旋，尽管先后打下5架Bf-109、两架He-111、一架斯图卡，在真实的战场上，这种战果其实无人得见。所以，他们打干最后一滴油后，还要面对战友的质疑“你们他妈的那时候在哪儿”。这恐怕也是诺兰一定要还原这次不朽空战的心理动因。

海上，一天，跟随三个平民以及他们被征用的游船月光石号一路捞人。

他们最先捞上的是一位被鱼雷炸出了炮弹后遗症的哥们，这哥们在极度恐惧中还失手打倒了无辜男孩乔治。

后来他们又捞上了水上迫降的“空军2号”。

最后他们遇上了救援商船被炸沉后掉入海中的英国士兵汤米和他那群被折磨得快疯了的逃亡伙伴们……

月光石号最终成为一条纽带，连接了三条时空线，将水上迫降的飞行员、一路逃亡永远坐不上一艘不沉的船的陆军士兵带回英国老家。

《敦刻尔克》剧照

事实上，时空的密码远远不止月光石这一艘游船。在这三条看似平行的叙事中，还散落着多处时空交错的密码。其中最有意味的一处是，那位得了炮弹后遗症的胆小鬼哥们，不仅在海上线里无意中打死了那位无辜的少年乔治，还在陆军那条线中，曾经以满员为由拒绝水中挣扎的汤米上船。那艘满载他逃生希望的小艇随后却被鱼雷打翻……

这看似该死的哥们最后问月光石号的船主道森父子，“他（乔治）没事吧”，道森父子“平静”地说“没事”。

这一句“没事”，把来源于战争的恐惧与罪恶还给了战争。它甚至比无数民船出现在茫茫海上时，更让人心潮起伏。

男孩乔治的故事后来登上报纸，了却平生夙愿。这个最不该死去的男孩，获得了他短暂生命应有的尊严。而那位“该死”的哥们，则被“放过”，没有负担地走向家乡。

战争像巨大的人性熔炉，炙烤着身处其中的那些恐惧的灵魂。然而，没有哪个个体应该经受战争的考验与洗礼，也没有哪个个体应该背负战争的创痛与后果。所有罪恶、恐惧、创痛，都应该交还给战争本身。

《敦刻尔克》就是在这一刻的“放过”当中，治愈了历史中的痛楚、悔恨、羞辱，以及无处不在的失败感，赦免了被历史恐吓的人们，也赦免了历史本身。

《一九四二》剧照

几年前，冯小刚拍了一部《一九四二》，试图还原那个地狱一般的年代。我相信小刚导演的发心，某种意义上与诺兰一样，试图抵达历史，让现在的人感受那个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悲剧。然而，在那次抵达的尝试中，无人被从战争中赦免，所有的委屈与创伤，最终还是要由电影中的人物和血吞下，并用自己的一生甚至下一代的生命来慢慢消化和平复。历史依旧匍匐在地，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救。

我无法奢望《一九四二》变成《敦刻尔克》，因为，这样的历史或许也就是我们真实的从未被放过的历史。

我对北京历史上有过的一日两餐有着深刻的记忆，虽然自己几乎没有赶上过北京一日两餐的历史。

这个一日两餐，可跟如今倡导减肥养生 “过午不食”毫无关系。

1985年深秋的一个礼拜天，到北京上学不久的我，与同村同宗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今天的北京工商大学前身之一）读书的家伟大哥一起，去拜访在京工作的同村老乡。我们村当时有好几个同宗长辈在北京工作，都是念书出来的。

我吃完早饭坐车到甘家口，然后走到马神庙，找到家伟哥，他带我坐车去往复兴路一个老乡家。

到老乡家时，时间已经过十一点了，同是故乡出来的老太太没在家，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只有她大女儿一人在家，出生并在北京长大的大姐，回过几次老家，对老家还有印象，兼之家伟哥不是第一次上门，她很热情地跟我们问长问短，招呼我们喝茶吃水果。按乡下习俗，客人来了，赶上饭点，总是要留客代饭。但大姐一直没招呼我们吃饭，正在发育期的我年轻不经饿，但乡下人刚进城，又没有陈奂生（故乡前辈作家高晓生笔下的人物）进城的那种胆气，我也不敢问，只能忍着，喝茶，吃水果。

告别后出来，我不解地问家伟哥，怎么没饭吃。

家伟哥一拍脑袋，说，哎哟，忘了告诉你，北京人礼拜天只吃两顿饭，我们到她们家时，她们已经吃过饭了。

啊？！ 那天的晚餐，则是家伟哥带我到他们学校食堂吃的。

在此之前，一直认为，一日三餐，天经地义。

故乡是鱼米之乡，历史上也有过饥馁之苦，尤其是1960年前后。这个阴影通过父祖辈对日常生活的精细管控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但是，即便人民公社时期仍有口粮不足之虞，在我自小的记忆中，从来都是一日三餐。遇上喜事或过年亲戚来，或者夏日白天时长，还都有吃点心一说，也就是在三餐之外，还有加餐。两餐饭，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85年9月，我到北京上学，虽然彼时国家粮食尚不充裕――我们都带着全国粮票来北京上学的，但国家还是尽力保证了学校的伙食供应，尽管那时我们一个月只有7斤米票，20斤面票，7斤粗粮票（刚开始时只能用米票买米饭，面票买馒头花卷，粗粮只能早上买玉米糊，对于南方习惯了吃米饭的人来说，只好用面票跟北方同学兑换米票），但学校即使是礼拜天，也都是正常的一日三餐，而没有只吃两餐。

在此后不久的另一个礼拜天，家伟哥带我去拜访另一家同村同宗的老乡，那天是下午去的。叔叔是个自动化方面的工程师，娶了个北京女子，有两个女儿。我们去时，婶婶带着女儿回娘家了，只有叔叔在家。叔叔招呼我们坐下后，便开始忙碌，在厨房炖上了一锅排骨，北京说法是侉炖排骨。

叙完家常，还不到四点，叔叔收拾桌子，招呼我们吃饭。我还是楞了一下，这么早吃饭？

叔叔笑着说，北京礼拜天节假日都是一日两餐，第一顿一般在上午十点左右，第二餐在下午四点左右。你婶她们就是上午十点吃完饭回娘家的。

哦。那为什么礼拜天就吃两顿，而老家礼拜天也吃三顿？

叔叔挠挠头，说，大概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还是过去粮食供应不富裕，传下的习惯，吃两顿可以省粮食；第二，城里人礼拜天休息，早上可以睡懒觉晚起，也不用干活，消耗少，只要吃饭的时间安排好，少吃一顿，也不会饿。

哦，我恍然。故乡农村没有礼拜天，南方人又勤快，要干活就得吃饭，所以一直保持着一日三餐的习惯，哪怕顿顿都喝稀的，也要保持饮食的节奏，以与干活休息的节奏契合。

我后来与北京驻军里的老乡往来，发现驻军机关礼拜天节假日也是一日两餐。而整个北方地区，一日两餐则普遍存在，而且不只是礼拜天节假日才是。

太座是老北京，她的解释跟叔叔给我的解释有所不同。她说这是祖上的习惯，她奶奶在世时，早起总是一壶茶，一喝差不多喝到十点，喝透了，也饿了，才开始吃饭，这个点才吃了饭，中午自然就不吃了。接着喝茶，到下午三四点，肚子正好饿了，于是又吃第二顿。晚上早早歇下，就不吃了。

太座祖上是满族。满族是不是一日两餐，我不了解，太座也不知道，只知道祖上的习惯。我后来查阅文献，知道清朝的皇帝的膳食，是一日两餐的。皇帝既然是一日两餐，规矩的臣民大抵也免不了亦步亦趋，何况过去物质并没有多丰裕。

日本的图书影视作品中有“朝食”一词，我后来打问，人家说这是自古汉语而来。我有些羞惭，查资料，方知“朝食”确实是古汉语而来。因为“朝食”“哺食”就是古人一日两餐的不同说法！

关于历史上中国古人的饮食习惯，有许多文献及后来的论文可资查询，今人王学泰和许嘉璐都有作品谈过古人一日几餐的问题。秦汉以来，一日两餐三餐的习惯都或有过，但后人普遍认为，宋以后，经济繁荣，人们才从一日两餐普遍改为一日三餐。陆游《老景》诗云：

“老死知无日，天公偶见宽。

疾行逾百步，健啖每三餐。

身瘦短裁褐，发稀低作冠。

年来更小黠，不据伏波鞍。”

读古代诗文，因为没有名师指点，我到很晚才明白，我喜欢的经典的古诗十九首中那首《行行重行行》里，那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意思。

“努力加餐饭”，恐怕不只是保重之意，也不只是朱自清所言的通行的慰勉他人之意，也是一种写实吧。

想来，后来清室又改为一日两餐，晚上用点心的习惯，大概是过去游牧时代的传统吧，清室又好谈“祖宗之法不可变”。

至于我后来所见所闻的北京和北方地区的一日两餐习惯，大概还是与物质匮乏和当时城市和北方地区的生活工作节奏有关。更多还是因为困苦，不值得炫耀。否则，这个习惯，不可能没几年就在城市生活中烟消云散了。

至于今人为了形塑身材，为了所谓健康，拿过佛教中的过午不食，其实于世俗之人，大抵都是胡言乱语，旁门左道。因为今人的工作节奏和精神压力，古人和旧时的佛教徒是无法想象的。

还是老老实实一日三餐吧。当然，吃的内容，可以根据营养要求来调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