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安德鲁・罗伯茨

翻译 | 陆大鹏

上个月的专栏，我写的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军事领导力，试图解答1981年我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一个人如何领导一百人？”本月我打算把故事讲到当今时代。我相信，火药时代（大致从16世纪末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单独时期，在这期间战争和战场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当然了，火药是好几个世纪之前在中国发明的，但直到西欧大陆的争霸战争中运用火枪和大炮，火药的力量才真正在全球层面体现出来。

火药在大战略层面引发的第一场大变革是急剧降低了城堡和设防城市的重要性。正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期间奥利弗・克伦威尔清楚地证明的，此时的军队有能力用火药和炮弹来轰击和摧毁城墙，于是巩固的要塞城市很快丧失了在军事行动中的核心地位。

在此之前的城市是货真价实的“要塞”，而此后，占据城市的军事意义下降，同时占领军还要养活大量城市人口，所以有时占据城市不是优势，反而是噩梦。战争艺术曾局限于一系列围城和守城战，而如今转移到了开阔的战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场战役，那时堑壕和机枪又再度消解了军队的机动性。

第二项变革是在战术方面，当然在战场上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在过去，地形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爬坡仰攻、被太阳耀花眼，而在火药时代，火枪和大炮能够在相当远的距离用致命火力横扫战场，所以地形地貌突然间变得非常重要，能够保护士兵避开敌人强大的火力。在这个时期，懂得利用地形来获取战术乃至战略优势的指挥官（最经典的楷模是马尔伯勒公爵、拿破仑・波拿巴和威灵顿公爵）往往能够战胜技艺欠佳的对手，打赢战斗，甚至赢得整个战役。

所以，中国发明的火药，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发明（如印刷术和互联网）一样，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石是一种化合物（硝酸钾），其生产手段令人作呕。成堆的人粪和/或鸟兽粪、草木灰、烂稻草和大量人兽尿液（越酸臭越好）被放在一起，咕噜咕噜地冒泡一年左右。由此产生的氨气会引发化学反应，生成硝酸钾这种非常高效的氧化剂，赋予其爆炸性。

最好的硝石产于中国和印度，这解释了为什么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火药质量比法国高得多。（硝石据说也有医用功效，老兵有时会往汤里撒一点火药，据说能治高血压。例如，拿破仑的高级军医，令人敬慕的拉雷男爵，在1809年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之后用骑兵胸甲当锅，烧汤给伤员喝，汤里就放了火药。）

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J.F.C.富勒少将读了另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巴塞尔・利德尔・哈特上尉1926年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传记（书名非常有挑衅性，叫做《比拿破仑更伟大》）之后，在给利德尔・哈特的信中写道：“伟大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说荷马比莎士比亚更伟大，或者莎士比亚胜过歌德，是荒谬的。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是他所在时代的伟人。你可以说西庇阿比汉尼拔伟大，这是有道理的。但你不能说西庇阿比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拿破仑或弗里德里希大王伟大。”

这话当然正确，但我们还是能对同时代的军事家作比较，比如把纳撒尼尔・格林和乔治・华盛顿比较，或者把奈伊元帅和路易―尼古拉・达武比较。最伟大的军事家需要展现出成功的军事领导力的终极品质，也就是伟大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开创性名著《战争论》中反复提到的那种品质：天才。

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伟大军事家是生来伟大，还是靠自己努力变得伟大，还是天赐其伟大？答案似乎既是三者皆有，也是一个都不成立。火药时代结束之前的时期，压迫性更强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军事指挥权往往掌握在帝王或贵族手里，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始终是民主的，能确保有才干的军人在战争时期比和平时期攀升更快，正如革命时期会涌现太平岁月罕见的天才领袖。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便在最墨守成规的社会里：罗伯特・克莱武（绰号“印度的克莱武”）曾是个债台高筑的文员，拿破仑曾是来自科西嘉的外来者，等等。

打得是否高明和是不是在正义一方作战也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有许多军事家站在野蛮和奴役一面，而不是为文明和自由效力，那是因为最终目标的正义性与军事天才没有关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写道：“有人说真理拥有一种谬误所没有的内在力量，或者真理必然战胜奴役和压迫。这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感情用事罢了。”同样，24磅大炮或者马提尼-亨利步枪也和正义与否无关。

伟大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说，战争的目的是尽力确保金属碎片刺穿人肉。这是对伟大军事家的领导艺术的一个严苛但基本上公正的概括，至少在战前机动完成之后是这样。在一些比较罕见的时候，单是战前机动就足以赢得胜利，比如1805年10月拿破仑几乎一弹未发就占领了奥地利城市乌尔姆。

20世纪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世纪，原因之一是，据估计20世纪死于暴力的人数远远超过之前所有世纪的总和。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到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共有超过1500万中国人死亡。这一点是很多西方人从来没有学到过，或者早已忘记的。

伟大的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在19世纪末的军事行动很奇怪地预示了20世纪的战争，因为威廉二世皇帝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希望重演毛奇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伟大胜利。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期的武器――堑壕、铁路、带刺铁丝网，尤其是机枪――都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巅峰，人类天生的发明精神被用于自我毁灭。（据说毛奇一辈子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有人告诉他，比利时的伟大要塞列日固若金汤，德军不可能攻破它；第二次是有人告诉他，他的岳母出乎意料地去世了。）

军事天才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不同时代、不同地理区域都产生了军事天才。尽管过去大约五百年里全世界主要的战场是欧洲，很多军事天才出自欧洲以外。如恰卡・祖鲁、山下奉文和武元甲这样的军事家表明，军事才华并没有种族或地理边界。

20世纪上半叶的最伟大军事家当中，自然有很多人参加了给20世纪造成莫大创伤的两次灾难性全球冲突。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冯・曼
施泰因、埃尔温・隆美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哈索・冯・曼陀菲尔等德军将领的水准让我们觉得，盟军是多么幸运！因为虽然德国国防军将领的水平一般来讲比盟军将领要高，但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在战略上是个笨蛋，尽管他自诩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

乔治・C.马歇尔、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后来的艾伦布鲁克勋爵），甚至“三巨头”（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总的来讲不是战场指挥官（与战场指挥官相对的，是远离前线、甚至身在不同国家的参谋长们），但有理由称这几位为伟大军事家，因为他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筹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大战略。这几位一般不被算作军事领袖，但他们对打赢战争的整体影响力远远超过在阿拉曼作战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在斯大林格勒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和库尔斯克战役的科涅夫元帅。

那么，令史上最伟大军事家们脱颖而出的，究竟是哪些品质？其中一位，斐迪南・福煦元帅于1919年的著作《准则与判断》中写道：“有权指挥从来不意味着有权保持神秘。”伟大军事家的品质不是秘密，而是公开表现出来的，并且在许多个世纪里变化甚微，所以能在本文中对其加以分析。尽管发生了技术变革、火药时代来了又去、机枪出现、制空权变得重要，优秀军事家的品质却令人惊诧地始终如一。海因茨・古德里安会认可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勇猛大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会仰慕米底人居鲁士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罗伯特・E.李会赞赏威灵顿公爵的注重细节，或者亚历山大大帝的卓越战术能力。

R.F.C.富勒的笔友（有时是他的拥护者）巴塞尔・利德尔・哈特在他的1944年著作《对战争的思考》中写道：“思想的积极主动和强有力的个性，或者说坚定的决心，这两种品质对战争指挥的力量特别重要。它们实际上是伟大军事家的标志。”

思想的积极主动和强有力的个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瞬间把握局势的能力、激励和鼓舞陌生人的能力、对时机的敏锐掌握、观察力、制造出其不意的能力、搞好公共关系的本领、将战略与战术紧密结合的天赋、推测对手意图的能力、维持主动权的能力，以及如巴顿将军于1944年10月所写，“鼓励自认为已经失败的人，让他相信自己并未失败”的能力。

许多最成功的领袖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历史兴趣盎然。他们往往阅读过大量历史和传记，经常汲取历史的教训，有的退休之后还亲自撰写史书。拿破仑皇帝在大西洋中央的弹丸之地圣赫勒拿岛流亡时，撰写了一部高水平的尤利乌斯・恺撒传记。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都是拿破仑多年的偶像。今年早些时候，我带领一大群中国游客参观了巴黎、土伦和滑铁卢的拿破仑名胜（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很乐意再次体验），他们渴望了解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如何激励他的民族。

我们从一个名胜走到另一个，我能够沿途指出拿破仑的天才如何产生效力，尤其是下列品质的重要性：一丝不苟的计划、研究地形地貌、绝佳的时机把握、沉着冷静、注重纪律和训练、理解普通士兵的心理以创建团队精神、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和宣言、控制新闻传播、学习和改进其他人的现代战术思想、对恰当的人提出恰当的问题、深度学习和研究历史、若有必要就冷酷无情、运用个人的魅力、在无法想象的重压之下仍然保持冷静（尤其是似乎即将战败的时候）、好运气、几乎到了强迫症程度的关注细节、严格管理自己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在战场的关键点运用临时的兵力优势。有了上述这些品质，拿破仑能够领导不仅是一百人，而是数百万人。

我希望，三十六年前我若是写出这篇文章，能够通过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

中国红穗花

我的茉莉花，被蜗牛吃掉了。园艺师傅说，天黑的时候，黏瘩瘩的牛儿们都会出来，你就拿个手电筒照他，一个一个抓起来。

“烤来吃？”我问。哎，“移民”屏东若问我想念什么――我想念烤得香喷喷、热滋滋的法国蜗牛啦。

他做出恶心的表情。

师傅送给我一株开着细碎红花的小树，也顺手帮我种下了。等他走了，我就端了张椅子，坐在小树前，趁着夕阳温慢的光，仔仔细细地端详。

花形可真别致，一朵花像是美劳课用皱纹纸剪出来的细丝彩带扎成一束，有如红色的穗条。马上查阅，神奇，这花的英文俗名竟然就叫“中国红穗花”。风一吹，细细的花穗就像彩带飞舞，也难怪叫红彩木。

红彩木，也叫红木，是金缕梅科――慢点，枸杞也叫枸，难道他们是亲戚吗？可是枸杞是茄科，不是金缕梅科啊。

我一手拿着手机读数据，一手摸叶子和茎，一一比对。

小枝条有锈褐色星状毛。对。

叶互生，叶片卵形，基部钝形，全缘或细锯齿缘，对。

花，三至八朵簇生小侧枝端，对。

苞片条形，长约0.3公分，对……

你听不懂

认识一株植物，我像关西摸骨师一样一节一节摸下去。然后开始走神，突然想起什么就对着红彩木笑出声来。你若是在一旁帮我浇水，这时就会说，“傻瓜啊，什么事那么好笑？”

我可能不会理睬你，因为，没什么学问的你，我想的，你反正听不懂，说起来好麻烦。

为什么做子女的永远都认定那身为父母的绝对听不懂，因此就懒得跟他们说心里在想的事情？做父母的又是否早就知道，当初做牛做马让儿女受高等教育，最后会换得他们倒过来俯视你说，“哎呀你听不懂”？

此刻，我在阳台这一头与红穗花相对而坐，噗哧一笑，你坐在阳台那一头，柔弱地垂着头，锁在自己的沉默里。

你塞着耳机，给你放的是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你听年轻时熟悉的音乐，或许能安定你惶惑不安的心，或许能勾回你断了线的记忆，使你不觉得世界那么荒凉；或许熟悉的音乐是一条温柔得令人疼痛的绳索，勉强能拉住你，让你不致于独自直直坠落黑色的悬崖。

你静悄悄地坐在那里，我看见你的背影白发。此刻我真正渴望的，是你突然转过头来，认真而专注地看着我，听我跟你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把这一辈子曾经嫌弃你不懂而不想跟你说的话，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七天七夜竹

好，那么就让我告诉你刚刚为什么突然发笑。五百年前有个读书人，叫做王阳明，阳光的阳，明白的明。他从朱熹那儿知道“致知”必须透过“格物”。二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他看到院子里有竹子，就让朋友先去看，那个朋友盯着竹子看了三天三夜，什么体会也没有，反倒病倒了。于是王阳明搬了条凳子守在竹子前面，盯了七天七夜，也病倒了。

夜凉霜重，我猜他得了重感冒，流着鼻涕打着喷嚏回房倒下。最戏剧的是，王阳明因为格竹格不出什么深奥的道理，对尊敬的老师朱熹失望，反而开发了新的理论：原来知识不靠外求，大千世界全在一心之内。他因此开创了心学。

其实，朱老师说的是，“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王阳明把这个“至理”认知为圣人的道理，而不是外在客观的知识。丁肇中说，“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应该做的不是坐在竹前空想，而是动手，譬如先亲手种竹，观察竹怎么生长；譬如把叶子摘下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细看。“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到今天中国学生都倾向于坐着动脑，不喜欢站起来动手，丁说，就是王阳明这种思想的影响。

喔，丁肇中就是那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在日内瓦他请我在湖边吃饭，很可爱的人。

你还有兴趣听下去吗？

我坐在那红彩木前，其实是一心多用的。一面用手在给红彩木做“体检”，认识它的树形、叶形、枝形、花序、花瓣的质地，同时脑子里流过很多、很多的念头。我相信你也是。譬如我们读书时，你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摸黑起来帮我们做便当，手上在做便当，你的脑子一定是千头万绪转动――要到哪里标会把学费凑足、老大不爱读书怎么办、台风把屋瓦吹跑了、养猪补贴点家用如何……

心

有一天王阳明去山中郊游，朋友指着峭壁岩石里长出来的花树挑衅说，你老兄总是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就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你知道这多有意思吗？“心”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到今天科学的发展如此进步，人类其实还搞不清楚。哲学家和神经学家吵个不停；神经学家说，什么心，不过就是那一团黏黏糊糊的软肉，叫做脑，里头埋着很多神经，主导人的感情和思维。哲学家说，“那你告诉我，如果把脑神经全部复制了，做出来的，就是‘人’吗？你敢称他‘人’吗？人工智能即使做到百分之百――你敢叫它‘人’吗？”

你还听吗，美君，我可以继续说给你听吗？

然后我就想到庄子和一个法国人叫做笛卡儿。庄周梦蝶你是知道的。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之后问自己说，到底是我这个人在梦里变蝴蝶，还是倒过来，其实我是蝴蝶，梦见我是人，而我现在其实走在真我―蝴蝶―的梦里？庄子在问的当然不是蝴蝶不蝴蝶，而是人的存在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笛卡儿比王阳明晚生一百多年，他想破头的问题是：我怎么证明我存在？折腾多年最后找到答案了：我有念头，就证明我有思维，有思维，就证明我存在。

然后呢，美君，我在检查红彩木的穗花瓣的时候，回头看了你一下，想看看你的耳机是不是被你扯下来了，然后我的念头就转了方向：如果有念头、有思维，证明我存在，那么反过来问：当我没了念头、没了思维，是否就证明了我的不
存在？

可是，没了念头和思维，就是我死了，没有一个死人会跟你宣布“我死了”，这件事逻辑上不可能发生，所以存在可以证明，但是不存在无法证明，对吧，美君？诡辩家可以说，人是永生的，因为他永远不能宣称他的不存在。

回不去

我走到你身旁，跪在地板上，摘下你的耳机，塞进我自己耳里，听听看声音是不是正常；“梁祝”已经唱到悲怆的楼台会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听，是不是真的明白这是“梁祝”，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在你身旁。此刻我有点儿微微的悲从中来，跟你从红彩木说到王阳明说到笛卡儿说到神经学――如果在你有念头、有思维的时光里我就跟你这样喋喋不休，你用你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那该多好，可是，怎么就回不去了呢……

图片：龙应台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