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国内报道：中国游客挤爆剑桥、牛津等英国著名学府。检索发现，中文消息的来源，是综合翻译了两家英国报纸的报道。原文并没有单独针对中国游客提出批评，但是一经中国自媒体的大量转载和传播，把“中国游客塞满英国”跟“剑桥人大喊受不了”联系在一起，给人感觉发生了恐怖的 “占领”事件，似乎中国游客又招来了非议。

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带着好奇心，我在周末去了一趟剑桥。

走出剑桥火车站，就能发现零星的中国游客。步行前往剑桥，一路上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胞，听到了天南海北的中国口音。

时近中午，原本狭窄的人行道变得更加拥挤了。路边出现的中餐馆引发了一个中国游客的欢呼。我理解这是乡愁的爆发：身处以暗黑料理著称的英国，中餐是抚慰中国人灵魂的不二选择。

剑桥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学院，也有不错的博物^和田园风光，中国游客的兴趣点在哪里？我追随观光客的脚步，大致捕捉到他们的喜好清单：

银街。路边有旅游指示牌和卖热狗的摊位，是游客上下船的起点。站在桥上有很好的视野可以看到著名的数学桥，非常适合歇脚和碰头，因此成了游人扎堆的地方。

剑河撑篙。剑河包围着大学城，河边散布着几处乘船点。40分钟15镑，或者1小时18镑。乘客坐上平底船，一边畅游剑河，一边听撑篙的船夫讲述剑桥故事，成为剑桥一景。有些拐弯拥挤的水域发生了堵塞，犹如碰碰车。网上“游船挤爆剑河”的照片即取景于此。从一个记者的观点，应该是取景的角度问题。坐船的中国游客很多，粗略统计，大约占了全部乘客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还正常。

我查到《卫报》报道的评论区，并没有看到留言专门指责中国游客堵塞剑河，而是批评游船拉客骚扰了游客和行人。游船有不同公司经营，竞争激烈，目前剑桥也加强了监管。

三一学院。门前的一棵苹果树引吸了很多游客围观拍照。据说这是当年牛顿冥想、被苹果砸中的那棵树。再一问，又被告知只是当年那棵树的后代之一。这是惯常的宣传伎俩，并无人当真。中国游客说笑着散去。

国王学院。午后大批的中国游客集合到国王学院门前的广场。国王学院有一座很有特色的教堂，穹顶高达24米，支撑跨度12米，令英国人骄傲的是，这种高难度的建筑完成于1515年。不过最吸引中国人的，却是教堂不远处的一块石头，那上面刻着中国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著名诗句。

向路边卖纪念品的商贩打听，起初担心英国人不熟悉徐志摩，刚开口说“请问，有一位中国诗人，为了纪念他……”

“你是找那块石头吧”，不待我们说完，商贩就热情地指给我们国王学院的后门，并开玩笑说，“如果你告诉门卫，那个诗人是你的叔叔，没准他会免费放你进去。”

免费当然是不可能的。剑桥很多学院都是收费参观的。据说发现中国游客不愿意花钱去参观教堂，国王学院就把这块石头圈进了收费区域。

我遇到一个青岛来的家庭，丈夫和妻子正在商量花9镑门票钱看一块石头值不值？这也是我的疑问。

“合人民币80多块呢。”妻子说。

丈夫有些不甘心，“来都来了。”

妻子说：“你知道徐志摩是谁吗？！”

“不就是诗人吗！飞机失事完蛋的那个。”

“不要乱讲。”妻子表示质疑。

丈夫掏出手机上网查，然后兴奋地回应，“就是飞机摔死的嘛！很惨的一个人。”

最后，他们决定不花9镑去看那个很惨的诗人。我觉得他们很明智。

进入国王学院，遇到的中国游客都在相互打听：徐志摩的石头在哪里？

石头潜伏在通往后门的小路边，看上去很普通，上面刻着两行诗，还是钢笔字体，也没署名。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的这几句诗传播甚广，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剑桥很浪漫的印象。中国游客追捧剑河撑篙的原因，也是因为《再别康桥》写过“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中国游客在石头前拍照，也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狂热。毕竟徐志摩是过去年代的诗人，诗歌只是小众文化。

“为什么徐志摩这么有名？”一位女士问她的同伴。

“就是比较有才华，” 同伴想了一会儿补充说，“还有他跟陆小曼的事情。”

私生活和情诗都是很好的传播话题，徐志摩的石头印证了这点。

有个游客告诉我，“剑桥用中文刻石头，代表了对于中国人的尊敬和认可。”

剑桥大学培养了近百名诺贝尔得主、十几位英国首相、许多国家总统。徐志摩并非剑桥的著名人物。他不是剑桥的正式生，只在1922年在剑桥游学不足一年，按照他的话，就是“每天忙着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尝油烤饼、看闲书”。跟今天的观光客正在做的事情没什么二致。

在庄重的国王学院，有这么一块刻着中国字的石头有点儿奇怪，它似乎专门为满足中国人的自尊心和好奇心而特意设立。

我检索到钱江在线2012年10月23日的一则报道，采访了访问杭州的剑桥教授麦克法兰。正是麦克法兰促成在剑桥为徐志摩立碑石，而原因“主要考虑到可以吸引中国游客，可以给学校赚点钱”。我觉得英国人很聪明。

我在剑桥住了一晚。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游客比第一天还多。此时已是八月中旬，暑期临近结束。中国游客中，一个最大的构成部分是游学营。

街上到处是排队游览的中国孩子。他们穿着不同的队服，口音五花八门。因此可以判定来自不同的教育机构以及祖国各地。

菲茨威廉博物馆门口，我遇到一队内蒙古来的游学营，学生们盘腿坐在门前的地上填写“英国夏令营问卷调查”。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场景。因为带队老师站在一旁，我看到大部分学生都在“满意”一栏打勾。

我跟一名坐在台阶上的带队老师聊了聊。他告诉我，他们学校跟旅行社合作，组织100多个初一初二的学生，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游玩，住在当地人家里进行“浸入式”游学。行程两周。

夏令营的费用几何？老师不愿意讲，说“我不太清楚哎”。

据我所知，旅行社和学校合作搞游学营，会提供几个免费名额，学校也会以此作为老师的福利。我从学生那了解到，两周的游学费用是3万多元。

这基本是目前海外游学营的行情。在一家商铺前，我遇到一个海南来的小学生，他参加的18天游学团也是3万多元。

组织游学团的机构五花八门，既有学校和教育中介机构，也有旅游公司，还有家长自发组织。

西安的一个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程梅艺告诉我，今年一个现象是，“由社群自发组织的游学团特别多”，她说，“因为出国的人多了，信息对称了，很多朋友圈里的妈妈也会自己组团去英国和美国游学。”

花钱让孩子来到剑桥或者牛津，以及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去游学，中国家长的目的显然不只是泛舟河上和咏诵情诗。

一名送孩子参加了游学夏令营的家长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了解国外的生活，为将来到国外读书和生活预热铺路。

中国家长显然是更具责任心的家长，都喜欢寓教于乐。剑桥著名的“虫子吃时间”――寓意时间一去不回――的装置艺术前，一个妈妈教育儿子：“一定要珍惜时间好好用功。”

这些画面也许会植入孩子的心里，当他们返回竞争激烈的中国，想偷懒或者玩手游的时候，这只啃噬时间的虫子会时刻在眼前晃动，折磨他们的良心。

整体上，中国游客比过去表现文明。看来“文明出国游”的宣传正在深入人心。来剑桥的也不是购物团，因此没有出现排队扫货的壮观场景。有孩子的地方少不了吵闹，但这是天性而非粗鲁，人们并不介意。我倒觉得中国孩子过于乖巧和沉默，也许家长付出的不菲金钱以及对未来学业的期望，让旅行变得压力重重。

两天的时间，我大致得出结论：游剑桥的中国人的确很多，但还不足以“占领”剑桥及英国。只是亚洲人的长相比较显眼，有组织的游学团加深了中国人蜂拥而至的印象。

翻看卫报原始报道的评论区发现，并没有人指责中国游客“侵略”英国。一个读者留言，我在剑桥住了四十年，并没有遇到很离谱的游客。还有人留言，假期只是几个景点人比较多，只要注意避开就行了。

一个读者说，现在是欧洲的假期，除了中国人，还有大量的西班牙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简言之，欧洲各大景区人满为患，都是一个德行。

英国卫报的报道也是客观的。但是一经各路自媒体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游客饱受非议的错觉，就脱离了实际。

事实上，剑桥以及英国很欢迎中国游客。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热情。现在就连剑桥古老的撑篙活动也有了中文解说。这很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机场和景点开始出现日文解说，现在则是中文。

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力量十分强劲，这股力量正在改变很多地方，并且已经影响了世界。

另一方面，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很稀缺，存在着过度竞争的问题，空气污染等问题也很严重，中国人也有“名校情结”。在具备了经济实力之后，一些家长把孩子的教育都转向了海外，希望学成回国之后，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占据优势位置。

但是来自教育机构的提醒说，有些家长送孩子参加游学营有些盲目。前述西安的教育机构的程梅艺女士说，有些游学团其实只是旅游团，“有的只是走马观花，这是把双刃剑，如果体验不好，可能会影响孩子对游学的感受。”

临近傍晚，中国游客喜欢攀登教堂的塔顶，作为“结束美好行程”的收尾。在各国游客的留言簿中，我发现了许多中国游客的留言，其他国家的游客大多赞美美丽的景色，中国游客的留言却流露出对未来的期许。

一个中国游客写道：国强民富。

另一个写道：平安健康！宝宝努力学习可以来剑桥读书！

登塔望远，剑桥尽收眼底。站在高处会对未来产生很多遐想。中国家长给子女的未来规划了一个远景，这些家长大部分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始终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中国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为未来做好准备，去接受挑战。过去几十年，正是这股拼搏的力量改变了中国。

提醒下，中国的十一黄金周就要到了，那才叫人山人海。相比之下，游学营只是毛毛雨。请提早做好准备。

注：本文配图均为作者拍摄并提供。

很久没有这种直观的观影感受了，看了《东京兄帧罚从电影一开始直到完结后几个小时，我的胃都在翻滚。这既是生理性的对电影里面各种吃与呕吐的呼应，也是心理性的对兄值难挂值母型身受。

《东京兄帧氛嫒税婧１

有一种生物，几乎什么都吃，只是不吃同类（极端情况下也吃），它叫人类；另一种生物，除了人类，什么都不吃，如果不吃人它会饿死，它叫“兄帧薄―Ghoul，译为“食尸鬼”并不准确，因为它已经进化成更爱吃新鲜活人甚至互食。

如果要你选择，你站在哪一边？答案当然是不假思索就能答出的，我们人类好不容易爬到食物链的最顶端，不可能反过来成为猎物，让人类成为它物的食物这一想法，具有先天的不正确。

但《东京兄帧肪褪翘粽秸庵帧安徽确”，以前不理解为什么一部关于吃人怪兽的漫画能够成为日中两地的青少年间的畅销书――看了电影方才明白，它不是因为血腥暴力，它的禁忌性在于：它颠覆了人类统治地球的道德正确性、所谓“道统”，继而也在青少年当中颠覆着成人社会的“道统”，漫画甚至搭建了庞大的兄止叵低，呼应的不外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

看了这部电影的年轻人，自然会问：为何成人世界的弱肉强食是正当的？为什么在地位、尊严上吞噬着比自己弱的阶级的人被誉为胜利者？而《东京兄帧防锍匀说兄种徊还赤裸演绎了这一丛林规则，就要被人类猎杀？更何况，强有力的兄稚比耍弱无能的兄旨褡陨闭叩氖体为生，但被猎杀的往往是后者，这公平吗？

当然，这些问题也真是只有年轻人、小孩会问。一个中年人看《东京兄帧罚会对里面那些循环的吃和被吃会心一笑，似乎这是一个已经无需解释的寓言。而正是这种“会心”令人毛骨悚然。

《东京兄帧返那擅钤谟冢它的主角本来是一个人，内向善良的大学生金木研，因为一次差点被兄殖缘舻脑蓟幔被移植了兄值哪谠啵因而变成半人半兄郑他在这两种不相容的种属之间的挣扎便成了本片最大的张力。金木研一开始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的兄只，宁愿饿死都不吃“同类”――人；可是悲哀的是，他已经不再是人的同类了，只有兄执蠹彝ピ敢饨幽伤。

中立者为主角金木研

20区的兄挚Х裙菹肓艘桓隹闪的办法，去解决金木研们的道德困境――原来不只他这种半人半兄钟姓庵掷Ь常不少善良的兄忠灿姓庋的问题，比如说同样耽读人类小说的小女孩笛口雏实。这办法就是去自杀胜地捡拾自杀者的尸体，好像那样就不构成杀人的罪责。

笛口雏实

但在人类的角度看来，食自杀者和古代人易子而食都是一样的伪善。无论兄侄嗝次屈自我，忍饥挨饿，甚至为了与人和平共处强迫自己吞咽正常食物（哪怕事后呕吐大作），兄志褪兄郑它的宿命是彻底的悲剧：那就是它们最卑贱的求生手段也注定是背德的，既然这样，还不如与人为敌，放口大噬来得畅快。

这一切非常聊斋，尤其是鬼的困境和人的强暴这方面，聂小倩、席方平她们，在人间被忘恩负义，在鬼界受尽欺凌，她们就是弱势的兄帧Ｈ怂湮饭恚却知道鬼的软肋，知道鬼终不如人。《东京兄帧分幸捕啻纬鱿值缡忧逄附谀坷镏鞒秩嗣且兄值氖澄锝忌开玩笑的片段，人们畅谈兄肿炖锔髦置朗扯蓟岫癯簦另一个镜头就是不愿意吃人的金木研饥饿呕吐的可怜样。

饰演金木研的洼田正孝的演出很卖力、慢慢自虐出美感了（苍井优则是另一种惊艳），相比之下人类方面两个兄炙巡楣俚纳瓒ǚ浅Ｓ字煽尚Γ令人完全出戏。兄值睦Ь沉钏们获得悲剧角色的严肃和深沉，人类角色则开口闭口为了正义云云，反而像自打鸡血一样没有说服力，这有意无意的反讽更是挑战着观众的自觉道德站队。

兄质切哪В上半部电影比下半部更好看是因为前者是金木研独力与自己的心魔斗争，是心理片，后者是与人类斗争的闹剧。搜查官使用的武器，名为“昆克”，取自被杀的兄稚砩系墓セ餍灾体“素子”，以毒攻毒，是心魔外化的隐喻，可是被拍得像七十年代特摄片一样简陋，观众也就难以想象兄直蛔约呵兹艘盘骞セ魇钡谋哀了。

比之岩明均《寄生兽》、浦泽直树《怪物》、谏山创《进击的巨人》等相似题材的异族相虐／自虐漫画的严肃，《东京兄帧芬“谠诟缣嘏枷窬缬虢忌片之间，太多的“美型恶役”模糊了可供深入的伦理深渊，归根到底是流行文化的一种消费行为。卡夫卡《变形记》作为潜文本存在，在某些瞬间闪现（比如金木研差点吃掉自己唯一的人类朋友之时突然自觉的悲哀），但我想不会有人在意。

《寄生兽》大陆公映版海报

相对于漫画，电影也存在美化兄值那阆颍少谈兄殖匀耸钡牟斜，多谈兄值奈弈魏驮馐艿谋ǜ础―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我想起日本战后的某些反战文艺的倾向，就是把日本描绘为战争受害者的同时避而不谈它作为施害者的一面。到电影结尾，基本上只剩下咖啡馆里一群善良、俊美的好兄至恕

兄值恼踉和自欺，人类的恐惧和麻木……这些都大有可以挖掘的地方，可惜电影版《东京兄帧范济挥猩钔冢和《银魂》等许多改编漫画的电影一样，到后来都沦为Cosplay，这也是流行文化的一种自我萎缩和自我退护。也罢，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克尔凯戈尔一样深刻的人，那也颇恐怖的。

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安妮宝贝――一个小女孩式的笔名开始流行。同时期流行的，大概还有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今天看来，他们或许对应着不同的精神层面，村上有精巧的故事和落寞的虚无，昆德拉有智慧的反讽和深刻的洞察，安妮宝贝，这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女性，有着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少有的语言和情绪。他们共同构成了千年之交的中国文化图景，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读者，分流着人群，当然，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读者和人群也以都市青年居多。

作家安妮宝贝照片

我最早读到的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三，激动不已，他直接影响了我的思考方式，尤其是对媚俗的反思和批判，使得我思维中的智性被激发，自此以来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辩证态度，那是2002年左右。

2003年我才读到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当时惊为天人，并断言：此君当获诺奖。虽然后来村上与诺奖变成了一个赌盘上的玩笑，但那初读时的惊艳还一直伴随着我，他以情爱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和心理症候也一直是我赞叹之所在。

读安妮宝贝最晚，2009年我在人大任教，教中国当代文学史，需要给学生讲解当代文学作品，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学史教材里面的作品很不满意，自己遴选了一批，其中，就有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

我记得我将讲解这篇作品的任务随机分给了一个出生于1990年的女大学生，没有想到的是，她声情并茂地在讲台上讲了近30分钟。看得出来，她就是安妮宝贝的忠实读者，这个读者一直以匿名的方式存在但又支撑着中国的图书阅读市场，当这个匿名者以具体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还是有些愕然，虽然我对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分野一直嗤之以鼻，但是当我的学生以青春的热情来阅读并解读安妮宝贝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因为流行的影响，而是有着一种内在的热情。或者说，在流行的背后，一定是有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它推促那些匿名的读者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在教材和课本之外寻求精神的慰藉或者开启。这一次，不过是选择了安妮宝贝。

我的这个学生，后来以安妮宝贝为毕业论文，完成了本硕阶段的学业，并顺利地在北京的一家中学谋得了教职。对于她以及更多的读者来说，困惑之处也许在于，如果不是我的一时冲动，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在学业的阶段来讲述一位她们热爱但又似乎不能公之于众的作家。

二

这或许也是我的困惑。我读《告别薇安》是在一个晚上，我得承认我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浓郁的情绪，简笔画的人物，强烈的戏剧性，还有分寸感极好的语言。这似乎是所谓流行文学的标配，我们在30年代的张恨水、80年代的琼瑶身上似乎也能看到这些元素。但很显然，读安妮宝贝的不安要远远大于前者，这种不安让我觉得惊讶，作为一个职业的批评家和小说读者，似乎不能随便被一个作品扰乱理智，尤其这个作家还被认为并非在传统的文学谱系之内。但我相信被其扰乱理智的人并非我一个，比如郜元宝先生，在2010年左右，他连续撰文，标举安妮。

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尤其有意思――《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

倘没有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作为实底，文字的畅达或故事的连续性就不可原谅，因为那只会变成多余和造作。与其这样，宁可选择断裂与破损。把笔大胆地交给偶然，而将熟悉的所谓必然逻辑弃置一旁，用断裂和破损的形式直接说出邂逅偶然的感触，这，几乎可以说是安妮屡试不爽的一点写作诀窍。

她没有太多因袭的重担，没有俯仰鼻息的胆怯和投机，所以她轻易拆毁了别人辛苦持守的无谓的界限。我想，这是需要一点张爱玲所谓“双手推开生死路”的蛮横之气的。

我当然赞同郜元宝的精准判断，但同时又觉得安妮宝贝的作品不能仅仅从写作学和文学史谱系上去考究。她的那些读者，其实并没有郜老师这样专业学者的知识谱系，他们对于安妮的阅读更接近原始状态，一种情感对另外一种情感的唤醒、同理和共鸣。她们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自己，并将时代的情绪和生命的经验，带入到对故事的阅读和想象中去。

因此，对我来说，这种不安恰好就是安妮宝贝作品所带来的撼动，它并不能完全归约于文学的层面。

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一直有两个重要的气息，一个是疏离，一个是无力。安妮笔下的那些男女主角，基本上都是大都市的白领精英，他们有很不错的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够与世俗生活打成一片的情商和智商。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物似乎都和周围的环境保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疏离，他们有一种倦怠感，内心有巨大的黑洞而无法满足，这种满足不关乎物质的丰饶饶，而更关乎精神的内在――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往往用“爱”来指称这一精神内在。与此同时，在追求“爱”的道路上，他们又总是不由自主地算计、怨怼、退缩，最后，伤痕累累而无法收拾，要么以戏剧性的决绝姿态终结人生，要么以一种解脱的心境获得新生，无可无不可地继续生活下去。

在安妮的故事和人物中，有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无力感，个体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新的主体――新的主体往往是在启蒙的宏愿和对世界的改造中获得其主体性和存在价值。而安妮笔下的人物，苦苦寻求的，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卑微的存在感，“价值”已经被搁置在遥远的他处，不但寻觅不得，而是这寻觅的意愿，也全部归于无。

安妮宝贝或许以为这是人世间的常态，所以发愿以一种恒长的笔触来书写和记录。但吊诡的是，只有通过时代这一装置的发酵，她的人物和故事才得以被普遍化。

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千年之交，恰好是这样一个疏离和无力的年代，在这个时代氛围下经历成长的青年人，也正是在存在主义式的情绪中展开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不过稍微反讽的是，在时代的表层，却是热闹和喧嚣的“进行曲”式的氛围，那些陷入无物之阵的青年――我也是其中一员――并不能在这种进行曲里找到共鸣，他们把目光投向安妮宝贝，投向昆德拉，投向村上春树，同时还有漫画、cosplay、更小众的音乐和绘画。安妮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图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可替代，独特且风格凛然。

安妮宝贝（庆山）作品《眠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6-15

三

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艾略特在《荒原》中感叹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在当下变得如此地可触可感。时间是奇怪之物，在数字的变化中隐含着历史、经验和审美的变迁。城头变换大王旗，眼见着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在1990年代登上舞台的很多作家，比如卫慧、比如棉棉，都陆续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而安妮宝贝，却在2013年宣布改名庆山。这一举动似乎意味深长。从一个孩童式的笔名到一个充满了佛性的笔名，里面有隐约的精神蜕变。

其实从《春宴》和《眠空》里面我们已经有所察觉，此安妮宝贝的一部分人格已经死去，她在一个旧的躯壳下开始重生，《春宴》或许还有旧日带血带肉的痕迹，但《眠空》已经有了全然的新意，戏剧性被散文化，片断代替了虚构的故事，而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如暗流涌动。因此改名庆山，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仪式，借助这一仪式，庆山试图在重新回到一个更真实的本我――名实相符，是为了更恰切的存在。她更加彻底地回到一种疏离的状态，也和时代的主流更加背道而驰。

那对读者来说，今天还需要读安妮宝贝―庆山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1950年代，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质问当时的日本青年，你们阅读是为了精神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度和年代都有其普适性。

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阅读是为了什么需要呢？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许就不需要再阅读文学了，因为在文学里面，其实找不到成功学的案例和经济学的利润。但如果是为了精神需要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检视和阅读安妮宝贝―庆山的作品，或许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对于我来说，那种最初的不安当然是已经消失了，但安妮宝贝―庆山在世纪之交的精神焦灼却一天天落实为更普遍的语境，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如果说十年前还生活在故事和想象里面，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完全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和擦肩而过的路人。困境因为数量上的扩展和质量上的加密而变得不是那么具有冲击力了。当我们今天开始谈论失败者的写作的时候，又有谁愿意溯源而上，发现他们早已经出生，并穿过世纪之交，在一个新千年里变成庞大的多数。安妮的预言性和先锋性就在于，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是一次失败的较量，但她是一个主动选择的失败者，她以清醒的理智和自觉的美学来救赎自己，她其实并没有在意谁来读，或者是否被严肃文学所承认，她要的只是一种执念般的书写和表达，在一个贫乏的时代举意内心的焰火。用《春宴》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满目虚假繁荣，到处欢歌急锣。我只能保持自己隐藏而后退，无法成为一个志得意满的人。我想，它不是我的时代，它也不是你和你的故事、我和我的故事里的所有人的时代。我们如何自处。也许唯有爱和真实，值得追寻。

安妮宝贝（庆山）作品《春宴》插图珍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6-10